高投资支撑了中国经济奇迹

　　——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罗云毅所长

　　文／本刊记者 袁宏明

　　投资政策出现重大变化

　　《中国投资》：当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金融海啸，国内GDP增长出现了调整和放缓的迹象，尤其是出口下降明显。此时，如何充分发挥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罗云毅：外部需求下降了，要由内部需求，即消费和投资来弥补。我国消费率很低，看起来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但近年来的实践表明，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提高消费率并不是一日之功，不是想增加就能迅速上去的。消费率一时上不去，储蓄率下不来，出口又很疲弱，发挥投资的作用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在这一轮以保稳定增长为主要政策目标的宏观调控中，投资将再一次扮演核心的角色。

　　为此，首先要调整投资总量政策。长期以来，我国的投资总量政策一直是以控制投资规模为主调的，这显然已不适合当前的形势。但应看到的是，从今年6月起，我国就已经开始酝酿总量政策变化。当时对投资就已经不再提“防止投资反弹”，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大力优化投资结构”上。8月，决策部门又提出“在优化结构的前提下保持合理投资规模”，实际上已经体现了总量政策的调整趋势。最近决策部门在安排4季度经济工作时，又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加大投资力度”的要求，这标志着我国投资总量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到促进投资增长的明朗化。我认为，这是决策部门审时度势、针对经济形势变化所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扩大投资的方针具有长期战略意义

　　《中国投资》：是否可以说这次投资总量政策调整主要是由近期国内外形势变化引起的呢？

　　罗云毅：这个问题很好。实际上也有人主张这次政策调整只是短期的，不能长期化。我个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次投资总量政策的重大调整，除刚才谈到近期经济形势变化因素外，从长期看还有两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是我国具有高储蓄的传统，储蓄率长期居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首，2007年竟然高于50%，实在引人注目。其次是我国近10多年来储蓄一直大于投资，二者之差就是净出口，而且其规模近年来也是越来越高，2007年占GDP的比例高达8.9%，在世界大国经济中也是罕见的。储蓄的实现形式只能是投资和净出口，但后者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只能是短期内克服内需不足的权宜之计，将其长期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变得越来越明显，例如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又如面临很大汇率风险等。特别是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几十年的差距。我国的投资率虽然远高于发达国家，但资本深化程度，即人均拥有资本水平也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长期战略方针就应当是“使投资等于储蓄”，即充分利用高储蓄优势扩大投资，将储蓄充分地在国内消化掉，加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显然，在这个意义上，扩大投资就不仅仅是一个短期内反周期措施，而应成为具有长远意义的必然的战略性选择。

　　高速发展的奇迹与高投资的奇迹

　　《中国投资》：您如何评价投资在近30年来中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罗云毅：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我想强调的是，在这样的经济发展奇迹的背后，是有一个奇迹般的高投资率来支撑的。当然，高投资率的背后又有一个奇迹般的高储蓄率。

　　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说，“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在某种意义上，应当承认这是客观现实。发达国家的投资率比较低，但科技进步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贡献率现已超过80%，而我国直到2007年科技进步对于GDP的贡献率仅为39%。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否定中国经济发展中高投资的作用呢？我认为不能。

　　我们中国人并不糊涂，也早已认识到科技进步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希望更多地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但在现阶段，一方面，我们的科技水平还比较低，短期内又难以改变，另一方面，我们的储蓄率这么高，要充分利用，因此从经济发展的结果看，就必然表现为“不靠聪明靠血汗”。科技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不高，投资贡献率就显得更为突出。在科技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如果再不靠投资，就只能跟非洲一样了。在这个意义上，“靠汗水”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关于科技进步与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的关系，我还想强调两点。一是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相当程度上需要有强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支撑，我们不可能把技术进步和固定资产投资截然分开。现代信息技术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以在通讯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为基础，现代航天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必须依靠大规模的航天投资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中，投资发挥的作用实在太大了。

　　第二点是长期看，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更本质性的，投资要发挥作用还必须有赖于科技进步，“聪明”比“血汗”更重要。试想如果技术进步停滞不前，那么持续的资本积累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总有一天会出现过剩。投资规模越大，增长越快，这一天到来的也就越早，到那时社会的发展也就停滞了，再多的投资也没有用。当前我国科技进步还不够快，这是一个发展的长期隐患。这也正是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意义。

　　要重新认识投资过热问题

　　《中国投资》：有的同志担心采取扩大投资刺激经济的政策会不会又一次重新回到投资过热，或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局面。

　　罗云毅：这样的担心可以理解，前几天也有一位媒体朋友这样问过我。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最近10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虽然投资率不断升高，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但并不存在什么投资过热的问题。在这方面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体温计”来度量中国的投资是否过热呢？有的人用世界各国的经验数据，说发达国家如何，发展中国家如何，其实在这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美国的储蓄率只有百分之十几，它的投资率能高到哪里去？别看国外也有不少人在那里说中国的投资率太高了，其实还有不少人对我们的高储蓄、高投资羡慕得不得了。从这次不少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还可以想到，如果这些国家平时多一点储蓄，危机来了情况显然就要好得多，因为储蓄的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本来就是应付不时不测之需的。再回到国内，其实只要想一想我们的人均物质资本基础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想一想我们的一些小学还要靠希望工程捐助，想一想这么多年来我们自己的储蓄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最后借给了一些比我们发达得多的国家，而我们自己从中得到的收益可能还要小于为此付出的成本，怎么能说是投资过热呢？如果要问我的用以测量投资热度的体温计是什么，那么我想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态势应当是最基础的一种。

　　扩张性财政政策已势在必行

　　《中国投资》：随着当前经济形势的变化，人们已经开始关注财政政策的方向，您对此有何评论？

　　罗云毅：谈到财政政策调整，首先就会想到1998年的情况。那时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非常成功地运用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内公共部门投资，一方面扩大了国内需求，另一方面也建成了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从1998年到现在，可以说是我国经济增长最辉煌的时期。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时的大规模投资建设所带来的影响。

　　当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又面临着类似的外部环境，所不同的可能是外部世界的情况更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稳定增长，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是很自然的。应指出的是，决策部门在今年8月份就已明确提出做好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项目的储备和前期工作。根据1998年的经验，从这里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判断又一次积极财政政策渐行渐近的身影。最近，国家又调整了有关房地产的税费政策，这在某种意义上应当可以说财政政策开始转型了。我预计更强力度的调整已势在必行。

　　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方面，1998年的重点是放在直接增加公共投资上。这一次我觉得可以做一些调整，即不仅要扩大公共部门的固定资本投资，还应考虑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增加一些非投资性的支出，如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的经常性支出，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支出等。另外，要着重考虑如何运用财政政策激励企业部门的投资，减税及增加补贴等手段都应当排在工具箱之中。

　　根据1998年的经验，我觉得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还有两点值得重视。首先，对于投资，不仅要注意投资的需求效应，更要注意其供给效应，即形成有效的物质资本基础，这才是投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根本。要千方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1998年有的地方或部门只顾完成投资进度，忽视了投资效率，使来之不易的投资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注意到决策部门近来特别强调优化投资结构，强调好字当头，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虽然财政政策的实施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但在实施中还要特别注意坚持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协调，要珍惜我们这些年来在这方面来之不易的成果。例如，如果为了扩大投资就放松了对投资项目的外部性控制，或在大规模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中或明或暗地恢复福利分房，那最后算总账很可能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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