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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实践效应有三:一是在任何的货币理论中,就提高存款利率的政策而言,都不具有抑制或紧缩信贷的功能。就此而言,2006年以后连续8次提高存款利率不具有抑制信贷增长过速的功能。二是假定提高贷款利率具有抑制信贷增长的功能,那么,在商业银行体系的放贷规模受到抑制的背景下,提高存款利率水平意味着刺激过多的资金以存款方式流入商业银行体系,其结果将是商业银行体系中的资金过剩状况更加严重。由此来看,提高存款利率不是化解资金过剩的有效措施。三是提高存款利率必然使商业银行体系中的运营成本提高,为此,商业银行为了消化这些新增成本,在缺乏其他金融运作选择的条件下,必然倾向于提高贷款利率和扩大贷款规模;由于资金过剩,以市场方式提高贷款利率比较困难,所以,扩大贷款规模就成为主要的选择。可是,这样一来,其结果就与货币政策当局紧缩信贷的意图不一致了。
第三,从1年期贷款利率与活期存款利率之间的利差来看,在2004-2007年的连续9次提高存贷款利率过程中,1年期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没有明显扩大,但1年期贷款利率与活期存款利率之间的利差却明显扩大。金融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利差扩大的过程中,商业银行贷款投放是一个扩张的走势。其内在机理是,利率是资金的价格。资金运作中的风险高低是决定利率水平的主要因素。对商业银行来说,存贷款业务中面对着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由此,贷款利率水平的决定就主要由“存款利率+贷款风险”所构成,在具体的业务操作中也就表现为利差大小。在利差较小条件下不可投放的贷款,在利差扩大的过程中成为可投放贷款,由此,贷款对象扩大了,贷款规模也就随之扩大。在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中,活期存款大致占比50%,这意味着,在存贷款利率上调过程中,商业银行体系中有一半左右的资金处于利差扩大状态,由此,商业银行可承受贷款风险的能力随着利差扩大而提高,其贷款规模也就对应地扩大。
在此可以看到一个矛盾的利率理论:货币经济学认为,提高利率具有紧缩信贷的功能;而金融经济学则强调,在利率提高过程中,随着利差的扩大,信贷规模将扩张。那么,在2005年以后的中国实践中哪种理论更符合实际呢?
首先,从货币政策当局的调控预期上看,2005-2007年的3年间新增信贷数额的调控预期目标分别为2.5万亿元、2.5万亿元和2.9万亿元,但执行的结果是,除2005年新增贷款小于调控目标之外,2006年和2007年的新增贷款都大大高于调控目标,而2005年恰恰是没有出台提高存贷款利率政策的年份。
其次,从新增贷款的月度环比来看,2005年各月份间的新增贷款增长大致走势是,年初1-4月份新增贷款高速增长,5-7月份呈负增长走势,8-12月份再呈快速增长态势。这大致反映了商业银行体系在一年的各月份的贷款投放动态,即一般在每年的5-7月份属贷款投放的“淡季”,由此,在月度环比中,这几个月的贷款增量呈负增长走势。但2006年和2007年的走势却与此不同。在2006年的各月份贷款增量走势中,虽然与1-4月份相比,5-7月份的新增贷款增长率有所降低,但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其中6月份达到21.54%。这恐怕很难说与4月份的提高贷款基准利率不无关系。在2007年的各月份贷款增量走势中,继1-4月份贷款增量高速增长之后,5-9月份依然高位运行,直到11月份实行了行政性窗口指导以后,新增贷款的增速才有了明显下落。这样一种走势,与2007年内连续6次提高贷款基准利率有着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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