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央行在征求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意见时，主要商业银行大多表示理解和赞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超额准备金的利率为0.89%，法定准备金的利率为1.89%。对各家商业银行来说，既然这笔资金是搁在央行账上的暂时无用途资金，那么，与其以“超额准备金”方式获得0.89%的利率，还不如以“法定准备金”的方式获得1.89%的利率，因此，将这笔资金由超额准备金转为法定准备金容易得到主要商业银行的支持。其二，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获得的资金，在从商业银行体系中购买外汇资产后，又流回了商业银行体系。对主要商业银行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在国内是不可直接使用的，因此，它们属于非生息资产。但将这些外汇资产转为在央行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后却可获得1.89%的利率。这一利率虽然比较低，但比不生息来得好。也是因为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得到的资金被央行用于对冲外汇占款，所以，央行准许存贷款金融机构以外汇资产缴纳法定准备金。

　　由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获得的资金，在从商业银行体系中购买外汇资产时，又回流到了商业银行体系，因此，商业银行体系中的人民币本币资金并没有因法定准备金率的提高而减少。由于就商业银行体系来说，缴纳法定准备金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超额准备金，所以，在央行购买了外汇资产后，这些资金又被商业银行体系以超额准备金的方式存入央行账户。这决定了，在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后，商业银行体系依然有巨额的超额准备金。在连续10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条件下，2007年各月的超额准备金数额有增有减，但2007年末的数额仅比2006年末减少了5448.86亿元。这种变化，与其说是由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引致的，不如说是由商业银行体系的用款数额变动和吸收存款数额变动所造成的。

　　以上分析表明，在超额准备金大量存在的条件下，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并无紧缩货币的政策效应，但这并不等于说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是无效的。实际上，如果不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方式来对冲外汇占款，央行可能需要通过发行货币来对冲外汇占款，由此，在对冲外汇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必然引致货币发行量的大幅增加，并由此引致其他一系列问题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有着抑制放松银根的效应。因此，2007年中国连续提高了10次法定准备金率，虽缺乏紧缩效应，却有着避免银根放松的政策效应。

　　从实践来看，法定准备金率理论的一个严重缺陷是，它指出了央行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从商业银行体系中收取了资金，但没有指出，这些资金的“去向”是什么？因此，给人们造成了一个错觉：似乎这些法定准备金一旦收到央行手中就“消失”了，不再进入经济运行或金融市场了。实际上，法定准备金在央行运作中大致有三种情形：一是用于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贷款、再贴现。在这一场合，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获得的资金，又通过央行的这些操作部分或大部分回流到了商业银行体系。二是对冲外汇占款。在这一场合，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获得的资金，又通过央行向商业银行体系购买外汇资产而回流到了商业银行体系。三是闲置锁定。在这一场合，收到央行手中的法定准备金处于无用途状态，它本身就是过剩资金。在这三种情形中，第一种和第二种的紧缩程度及其效应，取决于央行通过运作将多少法定准备金又投入了金融市场或商业银行体系。只有第三种情形，才有符合法定准备金率理论的紧缩效应。但实践中常常发生的是前两种情形。在现代货币政策运作中，第三种情形几乎不见。因此，如果停留于第三种情形来理解2007年中国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运作，就将发生政策判断上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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