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大部成大衙门

　　王伟：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原副主任

　　任剑涛：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张尚仁：原广东行政学院院长、教授

　　唐晓阳：广东行政学院行政学系主任、教授

　　“九龙治水”有望解决

　　记者：过去“九龙治水”，有了利益，相关部门就一拥而上，有了问题，大家就一拥而散。今天，大部制改革方案已经公布，坊间普遍认为有望解决过去弊端。

　　王伟：我们现在推行大部门制，就是要回到全面统一精干效能的原则上来。以这次的冰雪灾害为例。在陕西调研的时候发现，陕西汉中到四川那条路，四川方面把路封了，封之前根本没有跟陕西打招呼。陕西感觉问题严重的时候，已经堵了6000辆车了。等陕西方面要求四川那边协调的时候已经堵了12000辆，长达80公里，滞留在秦岭山脉上。如果是一个大交通部，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张尚仁：从政府职能调整的角度来说，此次改革回应了社会对政府机构改革的渴望，确有必要。权力的集中确实有助于解决“九龙治水”过程中的部门摩擦。但是，现在的社会问题已经越来越复杂，靠政府权力的集中和内部调整，是否可以解决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内部分权制衡能否拴住“大部”?

　　记者：有人认为，“大部制”意在搞内部的决策、执法、监督权之间的制衡机制。是这样吗?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

　　唐晓阳：大部制的推行，必然使某些部委权力增大，这有没有使决策、执行、监督等等公共管理环节统统集中到某一个部门的危险呢?如果是这样，使机构之间的制约与外部监督减少，恐怕会造成新的问题。

　　王建勋：表面上看起来，这种内部的分权制衡，颇有点儿像西方国家搞的“三权分立”。“大部制”的思路是在行政权内部再搞三种权力，即所谓的立法、执法、监督。让行政机关自己监督自己?真如果这样，那不违背了“任何人都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法治基本原则了吗?

　　大部制改革不宜过度拔高

　　记者：有人将大部制改革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机，如何看待政府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张尚仁：大部制改革其实只是政府的一次正常的调整。它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同的。前者，只是政府机构内部的权力重新分配与调整，后者却牵涉到整个国家权力的调整。现在有些媒体将之视为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机，是过度拔高。

　　任剑涛：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改革问题，它确确实实地是一个政治问题。只有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坐实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点上，我们才足以分析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并透析其中的政治症结，从而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寻找到突破口。

　　粤机构设置不必完全一致

　　记者：这场改革具体实施后会怎么样?包括广东在内的各个省份是否一定要和中央机构设置保持完全一致?

　　张尚仁：大部制改革预计将在2020年最终完成，实施时间长达12年，政府部门调整和适应的时间比较充裕，不至于太仓促和草率，有利于应对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比较稳妥。

　　部制改革自上而下，在执行上应该不会遇到太多的阻力。各地包括广东在内，机构调整之后应该还是要和中央对口，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具体实施中可能会有走形。新中国建立以来，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反反复复推行了好几次，这次会不会又出现反弹的这个老问题?

　　唐晓阳：大部制改革在推行过程中还会与地方具体情况相适应。比如说，在过去的政府改革中，其他省份的外经贸厅都去掉了，广东由于对外经贸活动很多，情况特殊，就在广东保留了外经贸厅这个机构。

　　很多时候，地方的政府机构不一定完全就要和上一级绝对保持一致，要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现在改革要组建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地方没必要为此专门设立一个下属局。

　　总之，大部制改革，还需要在推行过程中逐步完善。

　　记者 周志坤

　　南方都市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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