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部分中国企业陷困境 应借鉴日企经验

　　自2005年7月份人民币汇率改革出台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小幅升值，我国出口企业感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对于从事一般贸易的出口企业确实是个坏消息。尤其是那些依靠低价优势、生产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产品的企业，如纺织服装、家电等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冲击更是巨大的。

　　人民币持续升值使企业利润不断受到侵蚀。我国商品出口时，多数选择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出口商品也以美元来计价。尽管我国是个外贸大国，但并不是一个外贸强国。由于出口的商品多为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产品附加值较低。因此，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多时候是价格接受者，而非定价者。当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时，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商品价格保持稳定，我国企业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所获得的美元收入保持不变，但在兑换为人民币后，以人民币计价的利润将缩水。换个思路考虑，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时，以美元计算的出口成本将上升，在企业所获得的美元收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以美元计算的企业利润也将缩水。2006年三季度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速度有所加快。截至目前，银行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已相继突破“1：7.86” ~“1：7.72”一系列重要整数关口。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已经使一些出口企业利润明显降低。特别是利润率很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企业，如纺织业平均利润率仅3%，人民币升值已使许多企业陷入困境。

　　事实上，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的出口企业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企业利润被侵蚀。在新的汇率机制下，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浮动范围扩大，这意味着进出口企业将面对不断变换的汇率风险。在原来的固定汇率制下，出口企业已习惯不考虑汇率变化的因素，安心生产和销售。现在人民币汇率开始浮动之后，外汇风险管理就成为影响企业生存的最重要课题。长期处于温室里的出口企业能否承受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持续冲击呢？企业又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所幸的是，在应对本币升值压力方面，我们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可以借鉴。在与我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日本企业经历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升值历程，在调整经营方向、规避汇率风险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对我国企业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下面，我们将简单介绍日元升值的经历和日本企业应对日元升值的措施，以供我国企业参考。

　　出口企业要做好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心理准备

　　以发展制造业和出口实现起飞的国家，在经济增长一定阶段上，都会遇到本币升值问题。这方面的例子有日本、德国和韩国、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其原因在于，对于以出口工业制成品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其经济的迅速崛起会带来其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增强，贸易顺差也随之扩大。而贸易顺差的大量增加使得本币和外币之间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币需要兑换成为本币，从而带来本币的外部升值压力。

　　和日本情况类似，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选择出口导向战略，一直实行鼓励出口的政策。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但与日本不同的是，我国在鼓励一般贸易出口的同时，还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鼓励推进加工贸易的发展。而中国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也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办厂，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通过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在中国加工生产出制成品后再出口。

　　由于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均为我国主要贸易方式，而加工贸易顺差更是成为我国贸易顺差的主体，这就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在未来几年仍将持续存在，并保持一定增长，贸易顺差扩大带来的人民币外部升值压力也将持续存在。从近六年来的数据来看，加工贸易顺差一直大于外贸顺差总额，尽管一般贸易也时常略有顺差，但金额相对较小。2006年，加工贸易贡献的顺差达1889亿美元，一般贸易顺差仅为831亿美元，其他贸易形式则形成了946亿美元的逆差。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中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正因如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加工贸易增长的根源在于我国物美价廉的劳动力资源，在于我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这一比较优势决定了我国加工贸易增长将持续较长时间，而相应顺差总体规模也将保持并扩大。

　　出口导向型战略使国内资源配置向贸易部门倾斜，不利于国内非贸易部门的发展，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不仅来自于经济增长和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外部压力，还反映着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贸易升级和产业转型的内在要求。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已站在更高的平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原有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经济进一步崛起的要求。为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快速增长，需要改变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更加重视国内需求；要在促进国内投资与消费平衡的同时，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的矛盾；要依靠经济结构调整来重新调整国内经济资源配置结构(由贸易品部门转向非贸易品部门)、更合理和有效地配置资源；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提高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改变长期以来单纯依赖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取胜的倾向。因此，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如果人民币汇率不能相应调整，就可能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内外均衡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人民币升值保持缓慢、渐进态势将留给企业足够的时间去调整和适应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国内经济资源的国内经济资源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重新配置是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与此相对应，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也应是缓慢渐进的。人民币缓慢而渐进的升值最符合经济基本面变化的要求，比较有效率。这一判断不仅符合经济理论，也已被日元升值的经验和教训所证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提出了贸易立国的口号。为了发展经济，扩大出口，日本政府决定自1949年4月25日开始，实行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个固定汇率一直保持了22年，一直到1971年12月才正式改变。持续保持22年之久的360日元兑1美元的固定汇率，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使得日本企业能够在二十多年的时期内，不必理会汇率的变化，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扩大产品出口等方面。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日元开始面临越来越强的升值压力。1971年12月，西方十国财政部长在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召开会议，决定将日元汇率升值16.8%，即1美元=308日元，并以此作为标准汇率，上下可浮动2.25%。这就是被经济学家称为“史密森协议”的主要内容。从此以后，日元汇率开始从固定汇率制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日元也踏上了漫漫的升值路途。

　　在日元升值的征途上，先后经历了逐渐升值时期(1971-1985)、大幅度升值时期(1985-1997)以及日元汇率双向波动时期(1997年至今)三个不同阶段。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实现了浮动汇率制，从1971年到1985年之间，日元汇率的升值过程还是比较平稳的，如以每年12月成交价／中间价来看，1972年、1978年和1985年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分别为 1美元兑301.66日元、194.30日元和200.25日元。也就是说，在升值初期，日元采取了缓慢、渐进的进程，用15年的时间升值51%。但是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汇率的升值速度明显加快。1985年美英法日德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促使日元、西德马克对美元升值的协议。从此之后，日元汇率开始迅速上升，进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快速升值周期。到1995年，日元曾一度达到80日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在快速升值的第二阶段，10年间，日元累计升值幅度达150%。不幸的是，在日元快速升值的第二阶段，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难以跟上汇率的快速变化，出口行业为降低成本和占领海外市场被迫选择采取大规模海外投资，转移生产这一迅捷的途径，最终导致日本出现了所谓的国内产业空洞化现象，破坏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自然调整。大批企业到国外投资，制约了国内就业需求的满足，导致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又反过来影响企业在日本国内的投资需求，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这是导致日本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陷入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严格来说日元升值的第三阶段应该称为日元汇率波动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日元在贬值和升值的反复循环中，基本稳定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大幅度升值的水平。这一期间，日元升值、贬值的幅度基本保持在±15%以内。

　　目前中国的情况与日元升值的第一阶段何其相似。首先，两者均处于升值的初级阶段，持续面临本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和内在要求，汇率制度开始寻求退出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与当时的日本一样，我国目前也面临着较大的本币升值压力，央行也开始选择放弃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逐渐增加汇率的弹性和放开本币的浮动。其次，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国目前的情况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日元升值的第一阶段，日本仍属于后发国家，日本经济仍然处于赶超欧美的发展阶段。具体体现在：一是日本人均GDP远低于美国和西欧各国。二是日本的工资水平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仍处于最低水平。三是从产业结构特别是就业结构方面看，日本也仍然落后于美欧各国。日本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明显高于美欧各国，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均未完成。从技术水平方面看，日本与欧美各国仍有很大的差距，技术贸易一直是进口大于出口的局面。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基本面与1971-1984年的日本经济极为相似，对于同样刚刚踏上本币升值路途的中国，应借鉴日本当时的经验，让人民币对外币(主要是美元)保持小幅、缓慢、渐进的升值的态势，切忌升值过急、过快。这样才能达到通过汇率杠杆的持续调整，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这也是我国汇率改革一定要坚持“主动性、可控性以及渐进性”原则的诉求。

　　在汇率制度改革方面，我国政府采取了“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这决定了人民币升值也将采取小幅、缓慢、渐进的态势。我国的企业应该正确认识并充分利用政府创造的良好的外围环境，积极应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变化，变压力为动力，提高自身竞争力。

　　借鉴日企经验，积极应对人民币升值

　　面对日元升值压力，日本企业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类应对措施：

　　(1)利用金融手段规避外汇风险。面对不断波动的日元汇率，日本企业在进出口时常常采用与金融机构合作，主动利用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期货、外汇期权交易等金融衍生工具来事先锁定汇率水平，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因而可以不必理睬未来的汇率变动情况，专心致志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日本，通过外汇期货交易来回避外汇风险已经为大部分企业所采用。据日本经产省统计，约有44%的日本企业会选择采取外汇期货交易来规避风险。

　　(2)利用财务手段规避外汇风险。主要采用的方法有：一是扩大日元结算。外汇风险主要存在于对外交易使用外币时，如果使用本国货币来结算，则可以避免外汇风险。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企业采用日元结算的交易不断增加，特别是在进口方面，日元结算率已由1986年的10%上升到2004年的25%。二是企业根据外汇市场的走向采取提前或推后结算的对策。三是价格转嫁。将日元升值带来的出口成本增长部分，转嫁到出口商品价格上。但价格转嫁只有在出口地的销售价格提高后依然具有价格竞争力的情况下，才能得以成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种方法存在较大难度。四是降低成本。终身雇佣制的存在使日本企业在缩减人工费用方面难有作为。在缩减零部件成本问题上，大型制造企业对零件制造商提出了极为苛刻的降价要求。此外，还采取了改用进口零部件等措施。五是外汇资产平衡。上世纪80年中期，日本许多跨国企业开始在欧洲等地设立金融运营公司，通过对冲和债权、债务调整等，从公司全局考虑，对外汇资产进行管理和平衡。但这种措施仅限于跨国企业，对中小企业则难以适用。日本也只有4%的企业采取这种措施。六是反向交易平衡。日元升值有利于进口而不利于出口。因此，日本既有出口又有进口业务的大公司，主要是综合商社，采取了减少出口，扩大进口的措施来规避日元升值带来的风险，维持公司的盈利。但这种方法适用企业也较少，只有约4%。

　　(3)采取产品结构调整、升级和海外投资等经营性手段。短期的金融和财务措施虽然易操作，见效快，但是治标不治本。这些手段只能作为暂时规避外汇风险权宜之计，并不能完全消除风险隐患。而且金融手段一旦使用不慎或失误，将使企业遭受实业和金融双重损失。财务手段的操作空间有限，还要考虑交易对手是否能够接受。为根本化解日元升值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冲击，必须采用经营性调整手段。事实上，日本企业正是采取了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竞争力等措施，才真正克服了日元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日本企业采取的经营性手段具体有：一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差别化战略，努力对产品进行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同时调整产品结构，积极开拓新的生产领域。例如，日本电视机就经历了黑白电视、彩色电视、平面电视、数码电视等不断升级换代的过程，汽车也实现了由大众车向高级车、混合动力车的转变。二是通过技术革新、增加廉价零部件进口、减少能耗等各种合理化措施，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达到降低产品价格、提高产品竞争力的目的。如丰田汽车公司、本田汽车公司、索尼公司成功地把日元升值的压力转化为努力提高自身生产率的动力，成长为世界著名的大企业。三是积极进行海外投资，向海外转移生产。这一措施主要发生在在日元急速升值的第二阶段。许多日本企业采取直接到产品销售国家和地区开办工厂的办法，来化解日元升值的压力。例如，索尼公司在广场协议之后，将原先占全部销售额20%以上的海外生产比率在三年内提高到35~40%。到1995年日本汽车企业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汽车已占到了美国市场份额的20.7%，而在1985年这个数字仅为2%。

　　借鉴日本企业面对本币升值的应对经验，我国出口企业在应对人民币升值时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出口企业要采取积极应对的心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人民币将较长时间保持小幅、缓慢、持续升值的态势。对此，企业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在企业利润被人民币升值所侵蚀，甚至面临亏本的困境中，出口企业应该理性、积极应对，摆正心态，规避风险。

　　其次，利用远期结售汇等金融手段合理规避外汇风险。由于以前长期面对的是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出口企业一般很少采用风险规避工具。在变幻莫测的汇率波动面前，不采取专业的手段避险是很危险的。企业一方面要提高风险意识，培养和引进相关的专业人员，增强处置汇率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购买银行提供的外汇衍生工具规避外汇风险。目前，国内银行能够提供的应对人民币汇率风险的衍生产品还较少，最适合企业使用的外汇避险工具是远期结售汇和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交易。

　　再次，灵活采取进口业务延后兑换付款，出口业务提前结汇兑换，出口业务可选择非美元结算货币。对于出口业务，除了提前结汇，还可采取收取预付款的办法；对于进口业务，尽可能延期买汇，拖延付款买汇时间，从而减少人民币支出。在美元对人民币长期看跌的预期下，企业如果不改变只用美元结算的旧习惯，则将面临更多的汇兑风险。出口企业应增加出口贸易中美元以外货币结算，特别是欧元、日元的贸易结算。同时，充分利用人民币信誉良好和币值趋升的态势，在周边国家和边贸中推广使用人民币本币结算的方法。

　　第四，适当提高出口价格，和客户共同分担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利润空间压缩的损失，是很多出口企业很自然能想到的避险方式。但由于国内出口企业内部存在激烈的恶性竞争，中国出口企业在与国际买家在价格谈判上的议价能力有限。不过对于我国具有较大出口议价优势的产品不妨采取这种方法。例如，丝绸丝绸是中国垄断性的产品，所以人民币升值导致丝绸上涨的那部分价格国外企业是可以接受的，可以适当加价。

　　第五，加强“自主创新”，推动产品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目前，我国很多出口企业都处在求生存的阶段，缺乏品牌长远规划，出口产品大多以低价取胜。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出口企业廉价出口模式提出了挑战，也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层次的绝好时机。企业应尽快地调整经营理念，进一步加快出口品牌建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把更多精力放在研发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上，由低附加值、初加工产品向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转变，在产业价值链中逐步上移，提高出口产品的非价格竞争力。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企业引进国外技术方面的花费，有利于出口企业加大技术引进力度。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企业在技术开发方面，较多采取的是购买欧美国家先进技术再加上自己开发的形式。而我国企业则更乐于通过购买获合资等形式来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但在完成技术引进后，并没有很好的消化吸收，更没有推进自主开发，结果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强调在引进、消化、吸收后再创新。

　　最后，积极开拓国内市场，适度进行海外投资，加大向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转移力度。与处于日元升值第二阶段的日本不同，我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市场化进程和居民消费升级尚未完成，城市和农村、东中西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这就决定了我国国内需求仍有极大的潜力可挖。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政府也明确了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发展战略。出口企业在失去国外市场时，可以积极寻求拓展国内市场。与日本企业不同的是，中国出口企业除了选择向海外转移生产的同时，还可以向国内欠发达地区转移生产，在“走出去”的同时，还可以走向中西部地区。 (李若愚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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