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格斯
和2004年相类似，宏观调控又成了高频词。细心的投资者发现，相关政策最近几乎以一个月一项的频率推出：4月份，上调贷款利率；5月份，房地产调控国六条及十五条细则出台；6月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截至5月份，货币量和信贷的指导目标均已被大幅突破。可以预期的是，如果6月份货币、信贷及投资数据仍居高不下的话，将会有更多的调控政策陆
续出台，甚至是力度更大的措施。未雨绸缪，在接下来可能的紧缩中，各项政策动用的可能性分别有多大呢？
猜想之一，人民币升值。这可能是目前各界呼声最高的一项政策，但笔者以为，对解决短期的经济过热而言，人民币升值难当重任。
去年7月21日开始的人民币汇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上的压力，为我们争取到了结构调整的时间，但作为货币政策工具，至今为止，汇率基本上是失败的。汇改将近一年，不仅外贸顺差的格局丝毫未见改变，反而导致国内货币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陷入低利率困局，甚至导致货币政策左支右绌。我国的外贸顺差继去年创下1019亿美元的年度新高后，今年5月份又创下了130亿美元的月度新高。升值未能有效平衡内外失衡，除了升值幅度过小(去年7月21日至今累计升值不到3.3% )的原因外，中国独特的加工贸易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占比过高的结构性特点也是重要因素。从更广的角度上看，汇率对调节贸易平衡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至今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日元80年代升值后，日本顺差有增无减，而美元从2002-2004年连续贬值，幅度高达33%，但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越积越多就是明证。
正如大多数人所看到的那样，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持续升高的双顺差是目前流动性泛滥和经济过热的根源，人民币升值诚然有助于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但前提是升值幅度应足够大。以目前的这种升值速度，想要抑制过热的经济几乎不可能，更何况考虑到J型曲线效应的存在，靠汇率调整来解决短期的经济问题，无异于天方夜谭。尽管如此，在尚不具备条件推行激进政策的前提下，亡羊补牢或聊胜于无地让人民币小幅升值或扩大汇率波动区间，仍有相当大的可能性。
猜想之二，再次加息。每次加息都会引来相当大的争议，其中既有利益集团的声音，也有关于利率工具有效性的学术争辩。毫无疑问，在目前全球性利率上升的趋势下，利益集团对加息的抵制力度显然小了很多，但对加息有效性的质疑肯定还会持续。在笔者看来，在消费信贷规模越来越大、民营经济份量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利率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不容否定，但在目前的环境下，它也很容易陷入两难———力度太大则副作用太大；力度太小则仅具信号意义，因此操作起来颇为不易。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调整利率在程序上可能需更高层级批准，央行不易独自把握。
概而言之，如果美元继续加息，将人民币的存贷款利率同时适度上调，比如说0.25个百分点，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政策选项。
猜想之三，加大公开市场操作或再度调高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的优越性不言而喻———自如调节流动性而对市场冲击最小，试错之后也很容易通过逆操作来调整。但以目前的定向票据而言，虽有“精确制导”的优势，但在形式上似乎有违市场化的大方向，这好比马已走到河边却被人拉紧缰绳不让喝水(既满足准备金要求也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却强制收缩限制放贷)，这种做法予以常规化似乎不妥。
调整准备金率则公平得多，不过它像提着手提钻切割钻石———力度太大不易精确把握。此外，它与调息一样，在程序上可能并不由央行自主掌握。如果6月份数据仍然支持紧缩，同时其它工具不便动用，定向票据很可能会继续成为优先选择。而再次调高准备金的可能性应该不大，除非形势十分危急。
猜想之四，降低出口退税。在“国六条”和“十五条”中，税收政策是重要内容之一，这证明综合性的调控中，税收政策可扮演重要角色。出口税收政策在去年作为替代人民币升值的建议提出后，一度颇有市场。在内外经济失衡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降低出口退税的呼声现在又再度高涨，不过从目前的信息看，它还未进入决策程序。作为一项中期性的政策，它确实有认真进行研究的必要，但在目前这种紧盯月度数据进行决策的情况下，它应该暂时还不会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