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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窦含章
在一个成熟而且公正公平的社会，经济学家是不能为某个利益集团说话的，除非他放弃这顶桂冠，专门供职于企业
张维迎先生《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发表后，网评如潮。与多数人一样，笔者对张
先生的观点非常不认同，但为避免落入情绪化的窠臼，所以有必要理性地分析这篇文章讲了些什么。
张先生在文章里开宗明义地提出“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主张，值得肯定。但其后的论述却与主题渐行渐远，通读全文才发现，原来所谓“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不过是魔术师手中的盖头，下面藏着的“私有化万能论”、“大赦原罪论”、“领导干部补偿论”才是玄机所在。
张先生是知名学者，他的一系列理论在一些时候，即使不是直接引领公共政策，至少也是为新公共政策的出台提供“理论依据”。与张维迎的影响力相比，受到舆论广泛支持的郎咸平却始终无法在自己的理论和公共决策之间建立起联系的纽带。要解释张维迎与郎咸平巨大的命运反差，恐怕就必须涉及利益代言问题。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张先生的学术理论带有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先天理性，这使他的理论在客观上会起到一种效果———让社会强势阶层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这种基于为强势阶层创造财富的理论，又引发强势阶层的共鸣和支持。
尽管张先生从不承认自己为利益集团代言，并坚称其言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严格论证的理论”，是学者的学术观点，但是，从“冰棍论”到今天的“大赦原罪论”和“私有化万能论”，张维迎的很多理论，至少在客观上的确起到了为企业主、国企老板和官商们的利益服务的作用。而他显然也得到了社会强势利益集团的大力支持。
在一个成熟而且公正公平的社会，经济学家是不能为某个利益集团说话的，除非他放弃这顶桂冠，专门供职于企业。但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拿着企业老板的薪金酬金，却依然以学者的名义发表种种“理性的思考”，不能不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而且，各种利益代言人和普通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呈现出一种极端的不对称，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专家、学者往往比代表普通民众的声音拥有大得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一点在“张维迎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话语权的不对称，有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但更根本的是，在中国由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些人借法制不健全之机，迅速暴富，他们在取得占据巨大社会资源的优势地位后，完全忽视甚至敌视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而只顾追求本阶层的利益最大化。像哈尔滨“宝马撞人案”、抚顺人大代表撞人案等许多极端案例都是这种心态的典型折射。在政治领域，这种心态引导的力量则总是试图推动只对其阶层有利的公共政策，此时，只要有张维迎类的学者提供理论支持，他们就会运用所掌握的巨大社会资源推动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而根本不去考虑这种理论是否科学、严谨。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中，这股力量还不敢摆上台面，但其消极作用正在日益显现。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隐忧，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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