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2004

　　孙立平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04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个重要性不是表现在新的战略、政策和理念的提出，而是表现在2003年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在这一年中开始逐步展示出来。我认为，就目前而 言，中国的经济时代还没有被超越，但变化确实已经在发生。更确切地说，也许是一个由单中心的时代向多中心的时代的转变正在发生。在具体的层面上，对于2004 年的社会生活，有三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在利益格局上，部分弱势群体状况有所好转，总体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目前相关的信息有点模糊不清。可以肯定的是，2004年农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农民收入增长在八年徘徊之后，2004年出现较为迅速的增长。但我们必须看到，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家的补贴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其在2005年的可持续性则是个问题。

　　但另外一组数据却表明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根据2004年全国5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9.5∶1，比去年同期9.1∶1有所扩大。也就是说，不同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

　　农民的状况在改善，全国总体的贫富差距却进一步拉大，究竟谁更穷了呢？这个问题是耐人寻味的。一个可能性是在原来的包括农民的弱势群体中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

　　特别要提到的是，除了农民之外，由于通货膨胀因素，城市当中的一部分贫困群体的生存状况在恶化。原来我们调查发现，城市贫困群体的生活之所以还能凑合下去、还能维持，是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非正式的就业机会比较多；二是社会支持系统在起一定作用，比如家庭；另一个就是最近几年经济低迷物价在下降，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但是2004年的情况却不同了，虽然从总体上来说，通货膨胀的数据不是很高，但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对这部分人影响较大，对这些人来说，这就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在社会结构上，用三句话来概括：利益集团化过程开始，中下层分化加剧，精英与大众的断裂凸现。

　　一些关于利益格局的模糊数据也许表明了一个现象：中层和下层之间的分化可能在进一步突出。这种分化与2003-2004年整个社会的背景有关系，这个背景就是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相结合。在这当中，不同群体的损益是不一样的，有的在这个交织中总的收益要更大，或者说没有什么损失。另外一部分群体，它的收益要小于在通货膨胀中的损失，或者说只承受了通货膨胀的代价，但没有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

　　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郎咸平引起的争论。很难说争论双方谁对谁错，因为这是不同的利益。其中，精英和民众之间的裂痕已经大大地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在这种结构背景之下，我们应当关注利益集团化的问题，即利益集团的生长及其对宏观经济社会政策的影响。2003年房地产商成功地反对掉了121文件；2004年北京出租车行业在车型更换中体现了自己的意志；足球革命虽然可能失败，但却对行政体制发出了迄今最大张旗鼓的叫板；还有年底民营企业反对成品油经营垄断的呼声等等。这说明，经过20年市场的发育，利益在分化，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在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开始进入集团性利益博弈的时代。但目前的问题，一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发育的程度相差太大，制度为两者提供的空间也不一样；二是缺乏规范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

　　第三，在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方面，大体的判断是：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

　　2004年的利益表达事件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成为导致利益矛盾的基本原因。其中相当一部分增加的上访者是因失去土地而又未得到妥善安排、公正补偿的农民。

　　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整个社会政治基本稳定。有一个必须要澄清的概念就是，人们一提及社会矛盾突出就非要说成是什么样的危机，并习惯性地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与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其实目前的群体事件主要是利益表达，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程度很低，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也相对有限。社会矛盾主要通过治安恶化、犯罪增加的方式来体现。我认为，中国目前不存在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我们应当看到，政治稳定的基本机制在开始形成。目前政府掌握的资源，积累的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精英的联盟，还有底层的碎片化，都使得这个社会在政治上趋于相对稳定。而这正好是冒点风险解决社会矛盾的好时机。

　　2005年将是促进和谐社会建立的关键一年。和谐的基本涵义就是利益均衡，建立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以利益大体均衡为基础的社会。从另一个角度说，和谐社会就是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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