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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舒黔
医学常识告诉我们，狂犬病有潜伏期，人被疯狗咬了，很可能一二十年之后才发作。
反腐专家告诉我们，腐败同样有“潜伏期”，而且潜伏期变得“越来越长”；最长
的一例是最近落马的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韩在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任上开始卖官，之后沿着“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的官阶拾级而上，腐败长达14年，受贿高达950万元。
姑且不论韩桂芝是否“潜伏期最长”的贪官，也姑且不论“潜伏期变长”是否反映腐败新动向，“潜伏”二字见诸传媒，立刻引起极大争议。激愤者直斥，在社会上，腐败官员的“宫闱秘闻”、“桃色新闻”不胫而走，买官卖官、包养情妇、吃喝成风、嫖赌成性有迹可寻，说他们处在“潜伏期”，是不是言轻了，言偏了？
愚意以为，“腐败潜伏期”只是一种借喻，“越来越长”则是一个事实，它警示人们：在一些地方，腐败确实成了腐败者的通行证。韩桂芝搞腐败搞了14年，同时也官运亨通了14年。广东河源市委副书记卢建中，卖官始于1992年，嫖娼遭勒索则由手下出资70万元摆平，然后以“关照”回报之；此人还有包养情妇、为亲友非法谋利等劣迹，腐败到这个地步，却多年稳居地级市领导之位。再看看成克杰、胡长清们，哪个贪官不是随着权力的步步高升，使自己中饱私囊的时间得以不断延长？
腐败敲开权力的大门，权力又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腐败潜伏期”或曰“腐败发作期”之“越来越长”，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不言而喻”令人不寒而栗，不打开这个死结，风清弊绝就永无可期之日。
有人把反腐机制比作高悬于官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剑悬在头上，固然有震慑之效，但遇到邪恶迟迟不出鞘，就无异于“银样蜡枪头”。而“腐败潜伏期越来越长”的现实恰恰表明，反腐机制这把剑，还远不够神速，远不够锋利。仅以反腐机制中很重要的举报制度而言，由于欠缺对举报人的保护，一些上级机关甚至把举报信转给被举报者本人，使举报人面临种种迫害乃至生命危险，比如郭光允举报程维高，丢了党籍坐了牢。举报“成本”之高，导致人们对腐败的举报积极性不高。而在香港，97%以上的腐败案件是通过举报发现的，以至于谁被廉政公署“请去喝咖啡”，大抵就是有什么把柄被人举报了。
至于近年颁布的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亲属经商的有关禁令，干部提拔、项目招投标的一系列规定等，其实都是反腐“铁律”，和举报制度一样，只有对贪官“动真格”，才能解开“腐败潜伏期越来越长”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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