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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以宾
近日，2004年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向社会发布：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最多，为19.3人。一系列迹象表明，这项报告明显失真，甚至纯粹是一次“恶意公关”。然而，即使终有一天“杜蕾斯”收回报告甚至站出来向世人道歉，“性伴侣数”、“19.3人”之类的讯号也会依然深印在民众的脑海里，并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影响乃至导向作用。
近期不知怎么了，性信息、性新闻似乎异常地多，其中最“打眼”的是以第二届全国“性文化节”为背景、以我国著名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为代表的新闻。其中似有三大“看点”：一是“性化”论，二是对“一夜情”的独到注解，三是建议向“小姐”学习性技巧。笔者深信潘教授是一位严肃的学者，然而上述观点和主张毕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是处在学术研讨之中尚无定论、尚不具备对民众的性理念、性行为的普遍指导意义。如此大张旗鼓地广泛传播，闹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是否也会产生“杜蕾斯报告”效应，笔者不无担心。
据说在医学科学领域有严格的、全世界约定俗成的规范：一种新药、一种新的手术方法或诊疗技术，在未经充分论证和临床效果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大面积推广并予以临床应用的。包括性学在内的某些研究领域，按说也应当如此。关在学术讨论的会议室里，限定在一定的知晓范围，大可标新立异，干嘛急于广泛传播？看来，性学家们的意见、观点在传播时也应实行“分级制”，例如“小范围的专家研讨级”、“一般范围的爱情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研讨级”、“性知识大众版的科普级”等等。假如成为真的，近期被广泛传播的潘教授观点，大都是应纳入“大众不宜”范围的。
专家，往往在某一专业领域拥有比常人多得多的知识积累，具有常人所无法具备的价值判断、独特视角和思维方法。以“一夜情”为例，潘教授认为它“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并不去侵犯自己和对方的配偶、恋人、父母等人的权利”，假如此说引起性学研究同行们的激烈辩论倒无需多虑，而一旦向广大民众传播，其性质、作用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因为：一般百姓不可能、也没有如此的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与潘教授进行学术研讨，著名学者、教授的观点到了百姓那里，很可能被当成颠扑不破的真理。至于潘教授“一夜情”遵循爱情的定律的观点，也许更让大众摸不着头脑。“定律”是啥玩意儿也许没多少人讲清楚，但大众的婚姻、爱情是很现实也是很务实的，既然有著名专家说了“一夜情”是让性顺其自然，那么不少人在寻找它时就会变得更加“自然”，因为潘教授给出的理由，比“齐人有一妻一妾”更充分。
专家的价值不一定主要表现在公众知名度，而是体现在某学术领域的影响力上。专家的成果最终要造福于社会，但它需要一系列的转换过程。性学专家肩负推动性关系、性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但最终有益于社会和民众的，也许已不是某位专家的“语录”，而是从专家的正确观点中演绎出的政府政策、大众舆论导向、科普宣传等等。专家与歌星也许永远是不同的。但假如专家想把自己变成歌星或别的什么“星”，说不定会造成价值取向的迷失和自我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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