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

　　□谢方伟(广州)

　　雷锋的名字伴随着国人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学雷锋运动跟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兴衰、人民的失望与盼望紧紧缠绕在一起。几十年来，许许多多的榜样、模范，曾一个又一个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树立起来，或短暂或长久，成为人们学习、模仿、怀疑、抛弃的对象；但没有一个像雷锋那样深刻地被注入这个社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毛泽东时代，经济与社会发展都被置于计划体制之下，规划中的发展模式和步骤需要每个人的配合，当政府同时也掌握了规划人的权力之后，把每个人纳入发展的规划，就成为难以拒绝的诱惑。

　　而树立榜样、向社会加与某种秩序和规范，从操作上来看，其指向主要是社会下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各单位年终或相关日期的各种评选标兵、先进活动，单位领导一般都不在其中，题中应有之义应该是下层群众的觉悟有待提高，提高的方式就是通过树立榜样和定义榜样的内涵，塑造“高尚的人”，由下层群众对照找出自己的不足，进而自觉进入既定的秩序和规范。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需求会产生不同的模范样板。雷锋的被发现，正是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供应严重短缺的时候。这位出身贫苦、早年历尽苦难的战士，在一个强调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先天”地具备了成为榜样的前提条件。

　　事实上，雷锋在新社会先后被招工和破格参军，个人境遇的巨大变化使他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深怀感激之情，因而一直不放过任何机会回报社会(当然不包括“阶级敌人”)并相信这就是对“恩人”的报答。

　　早期对雷锋事迹的报道所给予这个先进模范的定义，也是强调他身世的变化、受到的栽培和他基于此的感恩与回报。

　　“雷锋从他的阶级本性出发，懂得为什么要革命。当他接受了革命教育，特别是看懂了毛主席的一些著作以后，更懂得了巩固和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重大意义。”“他常常说：‘没有党和毛主席领导革命，我哪能有今天？党把我从深山里找出来，党领导我们斗倒了万恶的地主；党给我治好了病；党使我懂得了革命道理，我要永远跟着党和毛主席走。’”(《一株茁壮的新苗》，《解放军报》1960，12，26)

　　雷锋的被树立又正逢在军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学习毛泽东思想之时，因而强调雷锋的出现是这种工作方针的必然结果。“几年来，我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四个第一’，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收到了极大的效果。”“雷锋同志值得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雷锋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战士的最根本、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他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习雷锋》，《中国青年》1963，03，05)

　　雷锋绝对服从、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螺丝钉精神”，在最高领导层全部题词之后，迅速成为全民学习的榜样。在那个时代，他的爱必然伴随着恨，他所表达的爱憎分明、对敌人残酷无情的一面，同样是榜样的重要内涵。在雷锋的日记里就记有一个发现了伪装成磨刀人的“反革命分子”的故事。

　　“雷锋叔叔不在了”

　　雷锋形象中无条件服从的“气质”适合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氛围，而在“文革”爆发后，他的单纯和温顺与造反的气息格格不入，“驯顺工具”式的修养已经背离了主旋律，因此他的形象在时政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在轰轰烈烈的动荡稍有收敛时，邓小平复出。为了“反复辟回潮”，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黄帅等在1973年和1974年成了新的模范人物。而邓小平则在1975年开始着手对铁路、国防科工、钢铁等行业进行整顿。他在一次会议上说“雷锋叔叔不在了”，从此这句话广为流传。此举可以理解为对江青等执意推动青年人犯上的曲折对抗，而对于一般人来说，激荡狂暴的斗争时代之后，雷锋的形象能带回的对10年前人与人关系的回忆，一定会让他们感慨良多。

　　在“文革”前的平凡生活中，尽管人们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在普通人之间、在同事邻里朋友之间，传统的待人之道仍哺育着这个悠久文明中的人群。此前的政治运动虽然也伤害着传统的人际关系，但都没有像“文革”那样长期、深刻和大面积地摧毁这一传统。而崇尚阶级之间乃至所有人和人的斗争，令国人虽夫妻、父子之间都可以监督、检举、揭发，邪恶的气氛弥漫了社会生活，最终使人人自危、彼此设防、以邻为壑。失去了人际的交流，接踵而来的一定是自私自利的无限制发育。

　　雷锋的大公无私、专门利人的形象，这时已远离国人，一个被宣传为人人可以达到的境界，开始从人们身边浮上天空。对雷锋的呼唤包含着对荒谬地摧残既有生活方式的心痛。从此，由官方发起的一个“榜样行为”，开始同民间对自己生活的关怀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重合。

　　雷锋式的忠诚已成明日黄花，他过去的光环只剩下了做好人好事，而即使是这一点影响，在整个70年代也主要是作用于中小学生。持续的形式主义的宣传和把人塑造成工具的倾向，令孩子们在学雷锋中陷于盲区和荒谬，大量的孩子为了得到奖赏和成功，把自己的钱和物“拾金不昧”地上缴。真诚的雷锋有时换来的是学习者的伪善。

　　一名当年的知识青年回忆说：在车站我们抢夺刚下车老太太的提包被误会抓进派出所，而当公安叔叔了解到我们是学雷锋小组的活动后欣然跟我们一起拎着老太太的小提包送她回家(尽管这样使老太太多花了数倍的时间与精力)；还有在饭店，每张餐桌的食客后面都围着一圈虎视眈眈的小学生，那也是我们——学雷锋小组成员在等待着收拾碗筷擦桌子(尽管这样常常令人误会为要饭的);学校菜园子的菜秧总是没长起来就被淹死大半，只因为一拨接一拨的学雷锋小组前来浇水；家里的家务也被我们几兄弟姐妹争着做，只由于妈妈设计了一本“学雷锋做好事”荣誉登记本。

　　榜样的困境

　　到80年代，重提雷锋精神仍然是试图挽救社会风气，张海迪等一批新的偶像又被树立起来，但“雷锋”已经显得老了，他每年“三月来四月走”，或者是“出国了”。这个符号与其说是一个榜样，不如说是对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风气的恶化的一个衬托。

　　这种尴尬一直持续到90年代，直至志愿者的出现。

　　榜样的有效期越来越短的现实，不能不让人们反省树榜样做法的本身。在塑造一个完美无缺的道德榜样的过程中，往往存在一定的拔高现象，至少要回避那些不利于成为高尚形象的内容，而作为一个人，整体上是难以满足这个要求的。思想解放过程中，雷锋那些原来被压在箱子底的皮夹克、毛料裤和高级手表被公之于众，这些本来并不足以影响一个高尚的人的东西，在“树榜样”的既定逻辑中却成为禁忌，对于宣传的受众和被树者本身都可能是一场灾难。

　　而且榜样本身还不断被强加其本身没有的因素，一些关于雷锋故事的出版物中，曾加给他对“右派”和彭德怀的仇恨。在这里，榜样已不仅是一个道德的化身，而且必须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而且其内涵也经常与特定时代吻合。这样一个榜样不仅不可能对社会再具有感召力，而且虚假的宣传只会成为败坏世道人心的一部分。

　　有学者进一步反思树榜样的做法，指出学习榜样者“所持的只不过是社会的认同而不是因顺从自我良心的召唤而产生的自尊自持，他所有的只是因恪遵道德规条而获得的社会力量，因此，一个道德严谨的中国人在社会视域之内谨行慎思唯恐给他人抓住把柄，但因缺乏良心的监督，在他人看不到的时候就缺乏道德激励，由此可以理解假道学为何层出不穷”。(《榜样：一种道德体系分析》，张晓华)

　　榜样在80和90年代日益受到他们的受众的质疑，“潘晓”式的质疑是他们那一代人被灌输的理想濒于危机的第一个公开信号，至“蛇口风波”，叛逆心理已完全成熟并显示了新一代的价值观已具雏形，然而它在转型的痛苦中迟迟不能得以完善。今天，当代青年在讲究物质主义的表层下，仍隐藏着日益强烈的精神渴求，这既是塑造新的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础，也是精神真空状态的危机信号。

　　有人指出在市场经济时代雷锋精神已受到强烈挑战。茅于轼先生说：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义务为附近群众修理锅碗瓢盆，于是在他的面前排起了几十个人的长队，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破损待修的器皿。“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大家为别人做好事，每培养出一名做好事的人，必然同时培养出几十名拣便宜的人。过去人们以为普及为别人做好事就可以改进社会风气，实在是极大的误解，因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专门拣别人便宜的人，将数十倍于为别人做好事的人。”

　　他进一步分析说：“从社会的经济效益来看，这种义务做好事也完全不值得推广。”免费修理，修理花的功夫再大，用的材料再多，也都是别人的负担，他们自己所花的代价只是排队要用的时间而已。如果再有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替他去排队，自己不必花费这个代价，等待修理的队伍恐怕还会长出几倍。从整个社会来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花了修理的时间和排队的时间，结果只是将一件很难再用的器皿修得勉强能用。如果将这些修理用的材料和时间，加上排队用的时间去从事更有效的生产活动，一定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价值。(茅著《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但试图简单地用市场经济时代来为雷锋精神掘墓是难以成功的，没有人真的需要一个物欲横流、以邻为壑的社会，正像没有人能让这个国家和民族回到扼杀欲望、剥夺人民个人利益的时代一样。雷锋在延续了几十年的宣传和盼望和无奈和痛苦的纠缠之后，在中国人的心中一定会继续存在，它已经成为一个传统的理想，越是在疏离、混乱甚至仇视的环境里，它可以少见乃至绝迹于街头，却一定会存在于人们心中。

　　志愿者：雷锋崭新的继承人

　　志愿者的名称和形式来自西方，但落脚于中国，却更像是中国的“学雷锋运动”组织者在新时期为运动寻求的新突破。团中央一位负责人曾对两者有过一个解释：“志愿者活动是从1963年开始在全国开展的全民‘学雷锋’活动的继承和发展。志愿者所倡导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这个基本精神，是雷锋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区别，学雷锋活动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主要靠各级组织来组织的一些具体活动，志愿者活动在具体运作方式上，更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强调参与这项活动主体的一种自愿、自觉和奉献，在方式上更加机制化、长期化。”(团中央书记崔波答《中国社会报》记者问)

　　学者秦晖先生曾著文厘析学雷锋式运动中的“义务劳动”与“志愿工作”两者间的巨大区别：“前者是外部强制下的无偿，而后者是志愿的无偿、发自内心的无偿。”他指出，计划经济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经济，因此那个时代人们只有有偿、无偿之别的概念，没有自愿与强制之别的概念。即使在理想主义激情澎湃的当时，“义务劳动”的基础也不是浪漫的道德自觉，而是某种强制。

　　如果说在激情高涨时期这种强制还不那么明显，那么在随后激情消退中它的强制性就日益凸现了。用一个高尚的和符合某种政治形势的榜样来塑造人民的模式已经破灭，这种模式正让位于从人性出发、使每个个体发掘出生命中的善、给予别人关爱和帮助。人们自然的和谐相处、守望相助，才是一个正常、良性运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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