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之本在民富，民富之道在民勤把中国建成勤劳人的乐园(上)钟朋荣(北京)

　　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经济学论文算起，我研究经济学已经20多年了。虽然其间经历了教学工作、政府工作和下海经商等工作变换，但对经济学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从来没有放弃。20多年的经济学观点，可以归结为两句话，即国富之本在民富，民富之道在民勤。如果说我想建立什么经济学体系，那就是勤劳人的经济学。

　　世上两类人：勤劳与懒汉

　　世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勤劳人，另一类是懒汉。当然，更多的是处于二者之间，相对于懒汉来说，他们或多或少地也在做一些事情；但相对于勤劳人来说，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一个典型的勤劳人，他从来不闲着，一生也没有闲过。他或者手脚不停，或者脑子不停，总在做事，总在想事，总在想着怎样将事情一步一步做得更好。典型的勤劳人很少休息，他们起早贪黑，像蚂蚁一样辛勤劳作。他们走路的步子比一般人也快，吃饭、睡觉的时间比一般人也短。他们惜时如命，从来不在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勤劳人总是与自己过不去，总是不断地给自己设定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奋斗。这些目标既是他前进的方向，也是他勤劳的动力。一开始，他可能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而不得不勤劳；久而久之，勤劳成了他的生活习惯，成了他的重要品格。

　　劳动是财富之父

　　社会的财富是勤劳人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概莫能外。早在17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威廉·配弟就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在一个国家、一个阶层或某一个具体的人那里，财富有两种办法取得：一种办法是创造，另一种办法是掠夺或正常的再分配。掠夺是非法的、是无理的；正常的再分配是合法的、合理的。但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财富只能来自创造。勤劳人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一个社会勤劳人越多，财富的创造者就越多，财富也就越丰富；懒汉越多，财富的创造者相对就越少，这个社会的财富就比较贫乏。如前所述，勤劳是相对的。一个人一天工作12小时是勤劳；一个人一天工作4小时，相对于没有工作的人来说，也是勤劳。但前一个勤劳人所创造的财富是后一个勤劳人的三倍。在中国，为什么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那么富，为什么许多内地省份那么穷？有地理的原因，有政策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勤劳程度的差别。《北京青年报》曾发过一则报道，说广州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比内地某城市平均要少三个小时。所以，在沿海与内地富裕程度差别的背后，是两地人勤劳程度的差别。在同一个地区，也存在着不同人群之间富裕程度的差别。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仍然是勤劳程度的差别。我们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靠钻政策的空子致富，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靠偶然的机遇致富，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靠邪门歪道致富，但从总体上看，在富裕的人群中，勤劳人的比重更高些，勤劳的程度更高些；在贫穷的人群人，勤劳人的比重更低些，勤劳的程度更低些。所以，邓小平当年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其客观效应是让一部分人先勤劳起来。正是这一部分人在当时给予的政策空间内先勤劳起来了，所以先富起来了。

　　民间的三种不正之风

　　中华民族本来是个勤劳的民族，但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一个勤劳的民族变成了一个懒惰的民族。有一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这话过于夸张，但也揭示出一个严峻的现实，即赌博的人太多了，跳舞的人太多了，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太多，总而言之，不创造财富的人太多了。人们都说中国社会不正之风比较严重，其实，中国的不正之风不光在官场，也大量存在于民间。所谓民间的不正之风，至少有三风，即赌风、炒风、偷风。所谓赌风，即打牌、赌博成风。在西南某城市，打牌已成一大景观。特别是在周六、周日，到处都能看到打牌的盛况。在河边、街边，一摆就是几十桌或上百桌，场面非常壮观，麻将声此起彼伏。北京记者圈中的一些“麻友”为了“只争朝夕”，外出开会宁可不坐飞机，改坐火车，为的是凑在一起不间断地搓。一个小有名气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因为打麻将欠了朋友们几百万元，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竟然跳楼身亡。当然，这些民间现象比起那些腐败贪官在澳门赌场的挥霍来说，简直不值一提。据说，某省驻香港的“窗口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就在澳门葡京赌场输掉了1.2亿元人民币。但是，由于民间赌客数量巨大，时间持久，其危害也不可低估。“六合彩”偷偷的泛滥以及其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给我们敲了一次警钟。所谓炒风，即炒房地产、炒股票、炒邮票。小小的北海市，1992年的房地产公司只有几家，到1993年猛增到上千家。全市一年之内卖地几十平方公里，似乎有很多人准备在北海投资办实业，使房价、地价猛涨。有的人上午花300万买了一张纸(所谓的红线图或蓝线图)，到下午，这张纸可能卖到400万或500万。据说北海在一年之内产生了几个亿万富翁、几十个千万富翁和不计其数的百万富翁。然而到1993年下半年中央银行一抽紧银根，整个北海立即人去楼空。人们突然发现，其实没有几个人准备在北海办实业，没有几个人打算在北海安家，炒家们手里的钱大多是银行贷款或者企业的公款。炒股票是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文献中新出现的概念。所谓炒股票，就是今天买明天卖。至于这个企业效益如何、发展前景如何，他们都不关心，甚至有没有这个企业他们也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消息。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从上市公司那里得到什么分红或回报。他们不叫股东(如果其中有人炒成了股东，那反而是傻瓜)，他们叫股民，其实就是炒民。他们的目标就是从别人口袋里掏钱，股票只不过是从别人口袋里掏钱的工具。一个国家几千万人不好好地去创造财富，不想通过创造财富赚钱，而是整天瞪股市，希望从别人口袋里掏钱，这种风气也是一种不正之风。所谓偷风，即有的地方偷盗、偷抢成风。说偷风，可能夸张了一些，只是顺着前面讲赌风、炒风，一起讲下来的。这几年来，通过政府一次又一次的严打，偷的问题没有赌的问题那么严重。但需要正视的是，赌不一定导致犯罪，偷必然导致犯罪。在广州，80%左右的刑事犯罪都和偷盗、抢劫有关。不难发现，中国经济这几年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板块，即防盗经济。前几年，中央电视台较多的广告是山东的酒；这两年，中央电视台较多的广告是东三省的防盗门，特别是早间广告。东三省每省都有一个名牌防盗门。防盗门多，当然是因为强盗多。无论是赌、炒还是偷，本质上都是不想创造财富，只想分割财富。这些人所赚的钱，都不是通过创造得来的，而是从别人的口袋里掏来的。只不过，赌、炒、偷三者掏钱的方式不一样，因而合法、合理的程度不一样。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要走向富强，既不能像18世纪、19世纪的帝国主义列强那样，通过掠夺殖民地的办法致富；也不能像科威特这样的国家，靠石油资源致富；更不能像某些非洲小国，靠援助生存。中国要走向富强，只能靠全体中国人的创造。

　　建立激励勤劳的机制

　　一个社会，要让更多的人成为勤劳人，成为财富的创造者，首要的一条，是要有对勤劳人的激励机制，最直接的激励机制，就是收入与劳动贡献挂钩。计划经济体制也称大锅饭体制。所谓大锅饭，就是两个“一个样”，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里，其分配制度仍然是按劳分配。在马克思的设计中，按劳分配是激励人民勤劳、激励人民创造的最主要的激励机制。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按劳分配没有很好地实施过。当时，城市经济80%以上都是国有经济。国有经济以国家为核算单位，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工资标准。无论你在哪里工作，无论你干的是什么工作，无论你干了多少工作，工资都是一样的。这当然不能激励勤劳。中国另一大块经济是农村经济。农村经济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对农民个人实行工分制。一般情况是，一个成年男性劳动力每天为10个工分，成年女性劳动力每天为5个工分，大家上工一天，就按上述标准计一天的工分。到年终根据生产队的总收入计算每个工分的分值。比如，有的生产队一个工分的分值为3分钱，有的生产队一个工分的分值为5分钱。由于全国所有的生产队都很少有经济收入，因而工分的主要作用不是分钱，而是分粮。但由于粮食的分配办法有两种：一部分是按人头分配的基本口粮；另一部分是按工分分配的浮动口粮。在全部口粮(当时南方每人每月平均约20公斤稻谷)中，按人头分配的部分约占70~80%；按工分分配的部分约占20~30%，即三七开或二八开。由于每一单位的工分所能分得的钱和粮都很少，因而许多人对工分的多少也不在乎，工分对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用很小。7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推行所谓的“大寨计分法”，即不是按农民的实际出勤计工分，而是各人凭觉悟自报工分。结果，工分对于农民的那一点点激励作用也没有了。由于没有激励机制，在广大中国农村造就了一大批懒汉。所谓“出工像鸭子，干活像公子，收工像兔子”，就是对当时部分中国农民的写照。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又是从分配制度开始。当时在农村实行所谓大包干的体制，在分配上即“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是自己的”。这就不存在工分和按工分分粮的问题，而是自己给自己分配。这样，农民的劳动和所得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句喊了几十年的口号，在1980年以后的中国农村才真正成为现实。有了激励勤劳的机制，勤劳人自然就会多起来；勤劳人多了，粮食自然也就多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头几年粮食连续大增产，就是广大中国农民勤劳起来的结果。在粮食增长率背后，就是中国农民勤劳的增长率。

　　国有企业需要“共生理论”

　　中国的城市改革可没有农村改革那么彻底。如果说中国的农村改革是重新洗牌，则中国的城市改革是增量推进。原有的国有经济那一块改革步子很慢，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原有国有经济之外，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经济板块，即私有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外资经济。这新长出的一块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分配上都打破了“大锅饭”的体制。有的实行计件工资制，有的实行提成制，有的实行年薪制，有的实行分红制。收入分配差距有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这种新的收入分配体制，成了勤劳的直接激励机制。非国有经济的效率和产出率总体上大于国有经济，就是因为在这个经济板块就业的人的勤劳程度大大高于国有经济的职工。两个经济板块勤劳的差异，主要又来自激励机制的差异。国有经济板块至今仍缺乏对经营者和职工足够的激励。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和职工让国有资产损失数十亿，他们照样拿工资，照样当厂长、经理；而另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和职工使国有资产增值几亿或几十亿，他们的工资、奖金也多不了多少。总之，干好干坏一个样，仍然是国有经济的基本分配机制。而这种分配机制，恰恰是打击勤劳、纵容懒惰的机制。如前所述，国有经济的总体产出率不如非国有经济，就在于国有企业职工中勤劳人的比重低于非国有经济，勤劳的程度低于非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的分配问题上，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在理论上，我们强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价值是劳动创造的；新增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和企业的利润都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这一理论，我把它形象地表述为小孩为男人(活劳动)所生，与女人(物化劳动或资本)无关。按照这一理论，企业的所有剩余除了交税外，都应归本企业的经营者和职工所得，不应当交给国家。但在实践中，我们又强调国有企业所有利润和新增价值都是国有资产的功劳。一个企业，哪怕国家投资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国家投资，企业的资产增长数倍或数十倍主要是经营者和职工努力奋斗的结果，但只要这个企业挂的是国有企业的招牌，企业的所有资产都只能归国家所有。用上述形象的说法，在这里我们又强调小孩是女人所生，与男人无关。因此，在国有经济这一块，要树立一个重要观念，即小孩是男人和女人共同所生，企业的新增收入要在“男人”和“女人”之间二八开、三七开，甚至是对半开，不能每月拿几百元或千余元的工资将经营者和职工打发掉，其余统统收归国有。长此以往，在国有经济中就很难建立起激励勤劳的机制。

　　把中国建成低税国家

　　要使收入能更好地起到激励勤劳的作用，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实行低税赋政策。就每个人来说,他们创造财富的动力不是来自于总收入,而是来自于税后净收入。同样多的总收入，税收越高，税后的净收入就越少，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就越小；税收越低，税后的净收入就越多，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就越大。国家为什么要收税？收税的目的是为了集中一部分资金去干一些必须由国家干的事情。哪些事情应该由国家干，哪些事情可以不由国家干？比如，一条公路应该由国家修还是应该由民间修；一个电站应该由国家建还是应该由民间建；一所大学应该由国家办还是应该由民间办，这其中显然有很大的弹性。我们可以选择一种高税赋政策，比如这几年每年增加两千亿税收，而做出这种选择，意味着更多的事情由国家来办；我们也可以选择一种低税赋政策，不但不增税，还要减税，比如将增值税的税率由17%降到10%以下，将所得税的税率由33%降到15%以下。做出这种选择，意味着更多的事情不是由国家办，而是由民间办。

　　以上两种选择，说到底是整个社会的资金谁来分、谁来用的问题。即更多的钱是由财政分、政府用，还是更多的钱是由市场分、企业用？

　　做出这种选择，应当考虑三种因素：一是融资成本，二是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怎样更有利于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征税的成本高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成本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国家为征税而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是直接成本。我国有100多万税务大军。这个群体的全部显性收入和隐性收入以及他们的各项开支之和，是税收的直接成本。其二，税收的间接成本。我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了中央税和地方税两套征收体系。这两套体系到企业征税，就是一般的征管员到企业，企业的负责人常常也得出面接待。他们光接待两套税务体系的征管人员，也要花费大量时间。花去大量时间，用于经营管理的时间自然就会受到影响。由此造成的损失则是税收和间接成本。

　　而国家花了大量人力、物力所收上来的钱──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再通过各级财政部门层层分下去，分配的过程就是一个来回的公关过程。为了要这笔钱，大家跑北京、上省城，坐飞机、住宾馆所花费的资金加起来甚至超过所分配的资金。大家为着争那一个亿，所花的交通费、住宿费、公关费加起来可能超过一个亿。为什么那么多人跑北京，为什么全国每个省、每个城市，甚至许多县市和企业都在北京设立办事机构，为什么北京的高档饭店和高档歌舞厅那么火爆，就是因为北京的资源丰富。北京一不产煤，二不产金，北京的主要产品是指针和资金。而这些资金不是北京创造的，是从全国各地收上来的。收上来花了很大的成本，分下去又花了很大的成本。收和分的成本总和，则是国家集中财力的总成本。集中财政的结果，不仅造成北京人满为患，车满为患，塞车、污染等问题难以解决，而且也为治理腐败增加了难度。

　　国家花那么大的代价集中资金干什么？是为了修某条高速公路，为了建某所大学，诸如此类。如果不用这种收和分的办法来修，而是藏富于民，然后通过股份制，采取人民公路人民修，人民大学人民建的办法，让老百姓直接向这些项目投资，这样显然会减少很多中间环节，从而会节省一大笔收钱和分钱的成本。选择高税政策还是选择低税政策，除了比较融资成本外，还要比较资金的使用效益。高税政策的结果是，把企业家赚的钱收到政府，交给政府官员去花，比如交给县委书记、交给市长们、交给厅长、局长们去上项目，去办企业。低税赋政策的结果是，将更多的钱留给那些会赚钱的企业家自己花。那些赚钱多的企业家，说明他本事大，说明他无论投资决策还是经营管理的水平都比较高。既然如此，那就少收一点，将更多的资金留给这些人花。由这些人选项目，肯定比厅长、局长、市长们选项目的水平高，选得准。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选项目，经他们选的项目，一般不会出大错；而市长的主要工作是一个地方的社会管理，光这些社会管理就够他日理万机，选项目只能用业余时间来做，业余的当然不如专业的。除了选项水平外，还有花钱的感觉不一样。企业家所花的钱是自己赚来的，赚钱不容易，是血汗钱，花钱自会精打细算，乱花一分钱都会心疼。而政府官员所花的钱是上面分来的，或者从上面要来的，或者从企业收来的，就是一个责任感再强的政府官员，他在花钱时也很难有企业家那种感觉。只要我们稍作统计就会发现，在全部“豆腐渣工程”中，由政府官员所生产的“作品”必定会比企业家生产的“作品”多。

　　将资金集中在政府，还是将资金藏富于民，然后人民公路人民修，人民大学人民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创造财富的激励机制的差别。张先生夫妇办了一个小小的企业，一年赚10万，如果其中8万都作为税费交给了政府，张先生夫妇就没有多大的动力把企业办得更大。今年他们每天工作10小时，明年他们就不想那么累了，明年准备每天工作8小时，反正赚多了也不是自己的。如果张先生一年所赚的10万元，其中只有2万元交给政府，8万元自己留着，两口子就会商量，把企业再办大一些，自己再辛苦一些，今年每天干10小时，明年每天干12小时。

　　应当看到，政府少收了6万元，张先生夫妇多留了6万元，他们一般都不会增加消费，一般都不会把这6万元都吃掉、花掉，他们会增加投资。比如，政府要修一条路，组建一个股份公司，向他们发股票，而这条路的前景很好，张先生夫妇就会将这6万元用于买公路股票。结果，这6万元还是用到了政府想做的那个事上。唯一的差别是，张先生家里多了一张纸，即公路的股权证书。这张纸可是一张魔纸。张先生夫妇感到自家的财产又多了6万元，即多了一张面值6万元的股权证。正是这张纸，激励着张先生夫妇更加努力地工作，也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更加努力地工作，结果促使更多的人勤劳起来。我们可以把这张纸称为造就勤劳人的魔纸。要在中国造就更多的勤劳人，很需要增加这种魔纸；而要增加这种魔纸，就应当实行低税赋政策。

　　在这里，我们要转变一个观念，即认为放在老百姓那里的都是私人的钱，只有收上来，收到国家财政那里，才是社会的。其实，国家少收并不等于老百姓都用于了消费，而是买了那些公路、电站之类项目的股票或债券。结果，放在老百姓家中的只是个虚拟的东西，只是一张纸，真正的财产是公路，是大型项目。这样，国家该上的项目并没有因减税而受影响，但是老百姓家中因多了一张纸——股票或债券，这张纸成了他们进一步创造财富的巨大动力源泉，因为他们会感到自家的财产因全家人的勤劳和节俭而增加。老百姓作为这些项目的股东或债权人，他们会从这些项目的盈利中分红或派息，但这些红利一般又会投入到新的项目中，他们家里只是又增加了一张新纸。结果，整个社会的项目越来越多；每个家庭所持有的纸——债券或股票越来越多；在这些纸的推动下，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有增无减，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注：本文下半部分将在本刊10月号(下)刊出，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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