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曹锦清先生《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人，一定会对他笔下的中国农村现状和出路感到深深的忧虑。曹锦清先生说：实行分田单干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便是村落共同体的解体，使农民重新回到“马铃薯”状态。又说：我希望看到分田单干后的村民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某种合作组织，以解决各分散农户做不了或做不好的各类事务。但至今没有发现这样的案例。曹锦清先生所谈到的农民“自组织”问题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有学者指出，农民通过经济联合形成自己的组织，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更好地捍卫自身的权益。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中国农民有没有这种“自组织”能力，能不能自我组织起来，通过专业合作组织去国内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和博奕？

　　来自夏威夷的订单

　　江苏金坛市牛蛙协会会长谢粉祥近几个月来心情颇不平静，在兴奋与焦虑中起伏不断。事情要从五个月前说起。今年4月份，一份来自美国夏威夷的订单从网上来到他面前，数额不大，才2000多公斤(牛蛙)，却令他兴奋不已。谢粉祥早在1989年就开始了“稻花香里听取蛙声一片”的生活。由于先行一步，这些年来，他赚了一些钱，眼界也随之开阔，他渐渐发现自己的小打小闹难成气候。他回忆说：“个人养牛蛙买饲料、用药由于量小，价格总是很高；另外，个人养的牛蛙产量有限，和那些老板(批收购牛蛙)谈价格时总是会吃亏。”谢粉祥想把生意做大。恰好1998年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金坛市成立了牛蛙协会，当时的会长是政府农业部门人员兼任的，但协会运转状况很糟糕，既不开会，又不发技术资料，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半年后，谢粉祥当了会长，情况开始朝好的方向转变，协会定期开会，发放技术资料，统一购买饲料和药品，统一联系销售市场。这些做法深受欢迎，会员也由刚开始的8名攀升到现在的70多名，会员朱龙保高兴地讲：“加入协会后，用药、买饲料都比以前便宜多了，也方便多了，还不用担心卖不出去，价格上也不会吃亏，真是养得放心、顺心！”牛蛙协会目前养殖面积共30公顷，2000年协会养殖量达到10万公斤，今年到目前为止已出售达15万公斤。谢粉祥的雄心虽然不小，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在国内市场还未全面铺开的情况下，国际市场就找上门来了。他毫无准备，不知所措。出口国外和外国人做交易可不像在国内买卖那么简单，它需要办理一系列的手续，从未做过涉外生意的农民谢粉祥只有寻求政府的帮助。但政府有关部门的办事效率显然让他有些失望。夏威夷方面的要货日期是7月份，而现在过去了一个多月，相关手续还未完全办理下来。谢粉祥有些焦急，同时又对未来充满信心：“预计到9月中旬，货就可以发过去，到时我要和美国方面商谈好，发5000公斤过去。”现在他正在建一个配有冷藏库的牛蛙加工厂，以备日后协会开拓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用。

　　身份问题最敏感

　　据金坛市农工部副部长朱腊生介绍，像牛蛙协会这样的农村专业协会、合作组织，全市共有74个，会员人数约6000余人，覆盖了全市农业的各个方面。从目前专业协会协作内容看，主要分三类：一是技术信息联合型，这一类型专业协会目前在金坛市占主导地位，约占全市协会总量的70%以上。二是产供销全面联合型，这一类型的协会不但提供生产技术与信息服务，而且展开专用生产资料的统一服务，对部分无销路的会员实行产品销售服务，并根据客户需要安排会员的生产及销售计划。三是依托龙头企业组织生产型。这些协会基本上都是农民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成立起来的，少数由政府牵头搞起的协会后来也都交给农民自己去运作了。据了解，80%以上的协会不收会费，仅靠政府、其他组织资助及会长、理事成员的热情来开展工作。但是，目前协会的运转情况并不太好，据朱部长介绍，运作良好与正常的约占20%，不活动的约占1/3，50%左右处于中间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农民专业协会身份未明。据了解，农民专业协会目前由民政部门管理，被视为群众团体，而对群众团体登记有最低会员人数50人，资产5万元及活动范围等的要求，使不少农民自发组织的专业协会达不到登记的门槛，协会的活动、会员的范围也受到限制。朱部长一提这事就激动起来，他说：“农民专业协会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经济合作组织，现在却被当作群众团体来看待，要到民政部门登记，登记时还要缴钱，以后每年还要年检年审，而民政部门又不能给协会提供一点帮助，这样农民哪还有积极性？”据他介绍，目前全市74家协会到民政部门登记的只有20多家。前面提到的牛蛙协会今年不得已去登记还差点通不过。因为牛蛙协会的会员不光在金坛市内，而且延伸到邻近的丹阳、丹徒及武进等县，民政部门起初不敢批，说是突破了群众团体所规定的活动地域。后来，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牛蛙协会将外地会员的地址全部改为金坛市，才勉强过关。金坛市政府有关人员事后这样说，农民专业协会是一个新事物，政府要多加引导和扶持，不要一听到是群众性组织就敏感，就去限制。

　　政府该做些什么？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金坛市建昌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陈洪富这样定位政府在专业协会上的角色。他说这句话是深有感触的。1998年建昌镇的两个农民专业协会——牛蛙协会和红香芋协会是由镇政府牵头组织成立起来的，成立初期，两个协会的会长和理事由镇农技站人员来担任。由于这些人对农业专业知识不太懂，更主要的是他们没有利益冲动，所以两个协会从建立之初便陷入半瘫痪状态。后来换了两名农民种养大户做会长，情况马上改观。缘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这些会长们凭借自己多年来在专业和市场上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将协会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没有农民出自自身实际利益的需要，仅靠政府一腔热情来组织成立的协会断然不能长久。金坛市政府不少人认清了这一点。但光靠农民的热情也不够，专业协会的发展需要政府多方面的引导和支持。据了解，目前各级政府在对专业协会、合作组织的支持中尚缺乏明确可行的优惠政策，例如，协会产品销售的税收问题、协会的用电价格等等。据红香芋协会会长王龙孝讲，红香芋协会帮助农户销售产品，但各类管理费、税收等增加了协会的运作成本，不利于市场开拓和产品的竞争。他建议在协会的起步阶段，政府应该多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当然，金坛市政府在推动专业协会上也做了大量工作。例如金坛市农民经纪人协会就是由市农业部门帮助成立起来的，协会成立以来，立足于信息服务，开通了金坛市农民经纪人协会网站，通过上网，将会员的生产供求向外发出去，又把网上的世界引进来。到目前为止，协会共帮助会员联系业务几十笔，涉及蜗牛、红香芋、牛蛙、鸽子、花木等。其中牛蛙、红香芋、鸽子还被外商看中，牛蛙的出口业务正在进行之中。另外，农民经纪人协会还组织农民经纪人到山东、辽宁等地实地考虑，据目前统计，金坛市全市约有农民经纪人7000人，这些人多是农村中头脑灵活的能人，他们将本市的产品销到外地，带回外面的需求信息，在市场开拓方面做出了不凡的成绩。

　　出路

　　1999年4月，朱钅容基总理出访美国，在参观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农场后说，中国有工会，但没有农会。他会见了美国农场局主席，并邀请他访华，向中国介绍经验，以便中国研究一下，是否应该成立一个农会，来代表农民的利益。1999年末，中国与美国达成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农民虽然有一些先天的不足，但如果政府做了它该做的，所谓“产业化”问题农民自己会做。任何人都不要低估农民的反应能力。卢锋博士在谈话中提到了山东寿光县，这个县的农民依靠发展外向型产业化组织，蔬菜出口数以亿元计。还有专家指出，虽然目前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但这并不妨碍农民自我组织化。有资料显示，台湾农会早在1899年就建立了，但到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农会职员的学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68.3%)，具有专科和大学文凭的只有1.4%，而那时，台湾农会已经是有世界知名度的农民组织。所以，组织化有时候是一种“羊群行为”，只要其中有几只领头的，整个羊群就不会涣散，就会向前进。西方学者舒尔茨通过多年调查得出结论：农民也能在权衡长、短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做出合乎理性的反应。这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概念可以为农民组织起来的“羊群行为”提供解释。像在《白毛女》中杨白劳那样的单个农民是绝对无法向地主黄世仁要求抗租减租的，而当农民组织起来之后，即使黄世仁那样的地主联合起来，他们在农民面前也还是处于弱势。潜在的收益大于潜在的代价，农民就可能选择联合，这种计算收益与代价的能力，既不需要太多的教育，也不需要太多的文化，几乎是一种本能。所以，目前农村专业协会的发展主要的障碍不在农民自身，而在于其它方面。农村问题学者党国英指出，在对待农民专业组织上，人们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农民自己的组织获得发展后会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据他研究观察，事实恰好相反，社会集团的组织程度越高，社会集团之间对话成本就越低，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离散的社会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邪教的蛊惑，并很容易成为立场极端的领袖人物的基础，这种规律也在各种农民事变中得到证实。目前中国农村兴起的各种农民专业协会合作组织，不管是江苏金坛的，还是山东寿光的，都的确在实际中起到了增加农民收入，稳定民心的作用。考虑到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农业形成的巨大冲击，以及这冲击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有识之士不难认识到，在目前阶段，政府承认各种农民专业经济组织的合法性，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引导和扶持它们快速成长，将是一件不容见缓的急事，更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

　　本刊记者章文 特约记者高罗胜 发自江苏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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