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证券投资市场是残酷的，这里没有温情、道德和眼泪，成败的唯一判断标准是赢或输，每个投资者都必须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和生存资本，那就是你的技术、你的理念和你的经验总结。
而他们，则是一群专注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智者，聆听他们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思辨、多维视角的观点，梳理他们的投资逻辑、投资理念、投资经验，定能激荡起你的思考，从而走上一条更加稳健、更加从容、更有效率、也更有收获和成就的投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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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您不仅会看到掌门人对瞬息万变的资 本市场的洞察和思考，看他们如何心态平和理性应对，发现价值穿越牛熊；还能看到他们身上作为私募行业企业家领袖的特质：他们早已实现个人财务自由，怀着这 份对投资浸透到骨髓里的激情与热爱，思考在这个行业如何生存甚至长久稳续经营，或许就不再是管好一个投资组合那么简单了——为此，新浪财经还将推出“首届 中国金牌私募掌门人”评选，敬请关注。
张高波，东英金融集团创办合伙人，总裁。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历任海南省省长秘书、政策处副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金融市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海南省证券交易中心理事长。1993年创办东英金融集团，对中国和国际金融市场有超过20年的丰富经验，曾参与多家H股及红筹企业香港上市工作，为中国企业引进了大量国际资本，也成功主持多项跨国私募股权投资。文/新浪财经 彭琳
中国的金融才俊，要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创业，可以怎么做？东英金融总裁张高波或许是少数有底气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来自河南乡村，未出茅庐的22岁研究生，跟在老师身后下地方调研，就得到省领导的欣赏，华丽变身“二号首长”——省长秘书。23岁主笔编制全省经济发展政策；24岁代表央行负责推动本地证券市场创立；27岁成为省级证券交易中心掌门人。28岁转战香港，从零开始创办横跨融资、证券、资管的金融集团，从第一批H股开始迎接两地市场融合……张高波“开挂”般异常丰富的青年时代，令他比多数人更早、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成长与香港金融业之间的内在耦合。
二十年后，他希望成为内地私募来港创业的引路人——东英旗下东英资管SPC基金平台推出半年，已经上线了近30家风格策略各异的私募基金，还有数百家在流程中。张高波对新浪财经指出，当今香港资产管理界，已经一半以上都是内地人，“香港和内地总有一天会融合”，“香港市场和内地的互补性越来越强”。
香港市场走向没落？
撰写经济规划的思路，一直影响着这个精密的大脑，“我们的大方向都是top down（由上而下）的，当年（90年代初）中国需要的就是外面的钱进来投资中国企业，到了04、05年开始中国资金需要投资海外”，而这两种方向至今还在不断交互作用，“这就是香港独特金融市场的位置，我们是看着资金在香港和内地来回跑，”张高波笑道。
张高波认为，香港跟内地两个市场的“互补性”越来越强，“机会一下子在这边，一下子在那边”，当内地市场好，资金就积极进入内地，当内地限制加大了，上市困难了，外汇管住了，或人民币贬值了，资金又蜂拥而回，“做资管的经过几轮都知道，要做出点影响力，最好分散在两边投资，除了互补之外当前香港市场也是价值洼地，“长期投资的钱来香港，是非常好的机会”。
对于内地不少人觉得香港市场即将走向没落，张高波认为香港的确没有新加坡等对手进取，也不像过往那样进取了。例如阿里巴巴被监管机构以股权结构为由拦在门外， “1992年中国企业连公司法也没有，也能来上市，甚至连这些企业都不是投行选的，而是中国政府定的，也不见得都是好企业”，但他认为，是香港政府和港交所承担了其中的风险和责任，创造性地以各类上市条款来弥补没有公司法的缺憾，才开启了H股来港上市的新时代，“那个时候，大家的开拓精神真的很强”。
张高波认为，香港倾向保守的原因或许是其背靠内地的优势太大，赚钱已太过容易。“设计一个产品放在新加坡非常不容易，距离远，人力资源也差香港不少”，他认为与此相对的，新加坡的“进取心”也正是因为优势不如香港，“实在是香港做不了或批不了的产品，例如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才会去新加坡”。张高波预计，与上海等金融中心相比，香港领先度会越来越低，然而其特殊的地位依然无法取代，“日子还是会很好过”。
两地“庄家”一定会合流
“我就像阿里巴巴，平台上的私募基金经理就像店主”，张高波这样形容自己的平台，“作为平台，我们不管你是什么策略”，张高波表示，“但我们在风控、合规上必须把好关，你跟投资者的约定和承诺必须遵守”。当前香港市场上细价股（指那些相对来说股票的发行股数比较少的股票）风格之“妖”令不少内地投资者都望而生畏，不过张高波认为，“如果你策略就是炒细价股，那就炒好细价股，投资策略必须按着办，那么你的投资者也知道这个风险”。
作为资深的香港基金业大佬之一，张高波并不认为香港应当用行政手段加强对细价股的监管和限制，而应该明确规则，加强透明度，让市场去选择。他坦言：“事实上参与细价股的人不多，不算是‘大路上的’，也很难注册成基金。”不过他也指出，任何一个市场中，总是有一批人在做这种事，内地有“非常大的一群人”，香港市场也有许多老庄家，“两地炒细价股的人一定会合流的”。因为香港的地位是一个平台，只要规则清楚了，不应有太多的限制，否则会扼杀市场的活力。
张高波对平台的看法与创业孵化器颇为相似，对于东英自身来说，未来最主要的收入将是在于投资平台上的基金。“我会在背后，做一个大型的基金的基金（Fund of Funds，简称FOF），因为这些基金都在我的平台上，其实是同一个大账户里面的，转仓、赎回都可以说没有成本，甚至可以不用管理费，这样我这个FOF的收费就可以降低很多。”
资产海外配置买什么
尽管在香港一二级市场上浸淫多年，更曾协助大量内地机构、企业资金进行海外配置，张高波却并不像许多投资大佬一样，开口闭口新兴市场成熟市场风险收益周期策略，他对于中国海外投资的方向可谓简单清晰：中国人的海外投资，动力还是在中国。
当前中国企业持有的现金是历史上最多的，但可投资的标的却是最少的，张高波认为，所谓海外的机会主要应着眼“中国缺什么”。资产荒下企业去海外买资产，高估值市场中企业去海外买被低估资产，缺乏高端产品技术的中国企业到海外并购相关企业。对于二级市场投资者来说，海外投资的大策略就是“中国没有的，而中国又需要的”，例如海外某些中国紧缺的技术类公司的股票，“一旦企业与中国市场链接上，就会发生爆炸式的增长。”
中国L型经济并不悲观
L型的经济走势预期令内地正出现资金外流，但亲眼目睹了多次经济起伏的张高波却并不悲观。“实体经济上，传统行业前两年真的很难过，但慢慢地转型真的在发生，新经济的带动力已经可以看出来了，这个力量可能超出原来的想象”。
张高波认为，从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来看，出口取决于外需难以控制，投资并没有大幅下降，关键在于消费。“新经济带动消费的力量是很大的，物流等各种服务体系的增长非常大，带动的就业也很大，只是很多都统计不到”，他举例称，传统上来说经济下滑必然失业率大增，“但现在失业方面几乎看不到，招工还是那么难，这说明大家有地方赚钱！”
同时，B2B方面的技术进步正在大幅提升企业效率。张高波举例称，过去不少便利店效益很低，几乎难以生存，但是现在只需要一个B2B的APP，批发商和同一区域的便利店之间都联结起来，有了统一的物流，精准的大数据，“大家都知道什么好卖，货物品质迅速改善了，亲眼看着亏损的企业就开始赚钱了！”他指出，类似的改变还明显地发生在农药、建材、汽车配件等等领域，互联网正带动企业效率大幅提升，“这都是企业的竞争力，都是社会的活力。”
也因此，张高波对于“供给侧改革”感到相当乐观，“需求是创造出来的”。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效率改善了，产品素质提升了，过去极少见的如定制类的服务一下子蓬勃发展起来，“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真的很大”。
以下为对话实录精选：
对话私募掌门人：作为金融业内地来港创业的先锋，张高波先生有什么创业的感受、心得可以分享给今天进入香港资管行业的新秀们？
张高波：我们东英在1992年底到1993年头成立（投资银行），当时top down（从上到下）的大方向就是中国需要把外面的钱弄进来，在这种大局下，中国引进外资的主渠道在香港，我们跟实业家、银行家接触很多。我感觉真正熟悉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多，尤其外资对中国情况不熟悉，大方向就觉得香港有条件崛起既熟悉内地，又熟悉国际的金融机构。
我那时每天走访各个金融机构、大学，读了三个月书。那时候老外有钱、有投资者网络，但是却不熟悉中国，就像有一辆好车，却没有好司机。我们当时没有钱，但有的是我们熟悉中国的情况。当年第一批H股在香港上市，内地没有公司法，会计制度跟海外不一样，老外是一头雾水的，我们就参与进去了，我们了解内地企业，也有熟悉海外市场合作伙伴，我觉得我们可以既有好车，也有好司机。
一开始来上市的都是国企，他们并没有给股票（作为顾问、保荐费用）。到了2000年左右民企开始来上市，这些民企不愿意花现金买意见，但是愿意共享、给干股，这对我们刚好是一个机会。从那时开始我们的收入模型变了，从简单的收费到持有企业股票，渐渐关注企业股票走势，再到我们自己去投资。
对话私募掌门人：东英从投行一开始是进入直投，那是怎样进入二级市场，后来又开始做基金的平台的呢？
张高波：其实我们并没有特意的规划，做金融就是客户要走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客户会说，你们有经验，也帮我投资一下；有些投二级市场，也有投资非上市、上市前的（企业），渐渐就进入投资、资管业务。这个大方向是这样的，到了大概2004、2005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开始了，我们是跟中国投资者，当时主要是企业，一起投海外的。以前我们是把钱向中国引，后来中国有钱了，但开始缺资源、缺市场。
一开始，我们是在香港市场上寻找“中国机会”的标的来投资，后来发现这个业务有局限性。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中国的人来了香港，原本东英在熟悉中国这个程度上的超然地位逐渐弱化了。同时市场也开始细化了，我们一开始证监会只有两张牌照，现在有九种牌照了。在上市方面，H股刚开始上市时我们参与很多，但这个状况很难维持，中国的门打开了，对外交流越来越多了。
不过这个时候另外一个机会来了，更多人进入香港金融业创业，参与者多了，对平台的需求就产生了。现在大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是外资主导的，金融危机后外资弱化很厉害，市场比重下降非常快。在市场参与者个数方面，最初只有十几二十家，现在是数以千计，大规模地增加。其中一部分是外资机构弱化后，拆分变成很多机构，还有不少内部出来的创业者，另一边是中资大量的来港，很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缺乏有效的平台服务。
对话私募掌门人：张总曾经说香港资管市场从业者过半来自内地，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样大规模来港的现象？主要的诱因有哪些？
张高波：我们可以看证监会的牌照发放数量，以前四五百家，现在资管界发了超过1200张牌照，新增的超过一半都是内地来的。中国经济实力冒起，香港和内地总有一天会融合，所以大家都很快跑过来。
香港金融市场位置很独特，我们一直看着资金在香港、内地来回跑，尤其过去的半年机会多了很多。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加快，香港这边配资业务机会多了很多，一些业务原来都在内地进行，人民币换成外汇再对外投资，但是今年上半年外管局加强了外汇管理，需求也都跑回来了。就像上市，国内突然封死，大家又跑回来了。香港独特的地方是和内地需求形成互补，所以做资管的人，经过几“轮”就都知道要做点影响力，最好两边都分散投资。就算内地做得好的时候也要在香港、海外分一点投资。
机会就是这样，一下在这边，一下在那边，比如去年人民币一贬值，大家就都跑过来香港。
对话私募掌门人： 基金平台上现在有多少家基金？东英挑选基金的方式是怎样，是如何盈利的？
张高波：一共接近三十家，在谈的有好几百家，做这个平台是希望创业者节省成本，可以理解为我们就像阿里巴巴，基金经理就像店主。
目前平台上不是什么基金都可以做，首先要看做股票还是外汇，是什么策略，比如我们必须是做二级市场的，PE还服务不了。另外我当然希望能够挑好的基金经理，但是其实并没法判断。我们要求的是你跟投资者的承诺，风控合规必须遵守，严格按照约定。投资亏钱赚钱我们不管，但是风控合规上必须我们把好。
我们最希望的是做一个大型的基金的基金（FOF），起步大概十亿港币，先做一个架构放在这里，他们（基金经理）做得越好，我投资就越多。我们把（不同基金的）钱都放在一个平台上，是一个大账户，转仓、赎回这些都没有成本，这样就把成本降下来了。投资者希望分散风险，可以投我们平台各种 策略的基金，转仓只是内部转账，没有成本，甚至都可以不收管理费，这样费用就可以降低了。
FOF在投资的审计方面，需要很大一笔成本，但是我们不一样，就像阿里巴巴给他们的店主做小贷一样，他们每一笔账都在我掌握之中，我在投资中可以弹性调整。
对话私募掌门人：据你观察，来香港投资的私募大多从哪些地区来？如果他们出现了一些事故，譬如投资了流动性不好的细价股导致赎回困难这种，会不会影响到东英？你们如何避免这类风险？
张高波：其实真的非常分散，现在我们接触的有香港本地的，有外资的也有内地的，内地的上海、深圳、北京的数量差不多，这三个地区的需求程度好像差不多。
如果很多基金做得不好，的确会影响平台，这就像阿里巴巴有卖假货的一样。不过我们要求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一定要按承诺的办，如果你就炒细价股，那就去炒细价股，但你的投资者也都知道风险，毕竟这些投资者不是内地那些真正的散户。
还有内地有一类私募就是“牛散”，有很多追随者的散户。但是这种来香港开业还做不到，主要是换回方面有难度，他们的追随者很难很快地钱汇过来香港。找我们谈的有兴趣的人很多，但是首先钱能不能来到香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外汇管制一方面把我们平台的发展速度限制了，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筛选机制，内地能将资金调来香港的投资者，都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这降低了我们的风险，避免了纠纷。
我们平台上主要有几类基金经理，第一个是离开外资行创业，往往有种子基金，他们需要的就是风控、托管、审计、合规这些服务，现在平台上一半是这种人。第二类就是内地过来的基金经理，内地私募人，从趋势上看重两地市场的联动，希望同时捕捉两个市场的机会，这也是一大类主体。另外富二代、有钱家庭出来，帮助家族管理资产的也有一点。人民币贬值后很多投资者都在迅速转移财富，钱出来以后也会要求自己在内地的资管机构可以帮忙处理海外的钱。
业务上很多本身是做全球宏观策略的，也有些是关注沪港通、深港通机遇的。另外做量化产品的基金经理愿意来香港的特别多，因为内地现在限制做空，限制很多衍生工具。
对话私募掌门人：内地最近开始加强了对私募的监管，目前两地私募在游戏规则方面主要有什么区别需要留意的？
张高波：内地私募以前几乎是没有监管的，香港这边逻辑就是受托管理，多少个投资人都是拿一个牌照，四号牌照允许给予投资建议，九号牌照是允许进行资产管理。牌照管的是行为本身，从事这个行为并以此为生的人，就要受到监管。再往上投资超过了一定人数，就要有资格认定，发行公募基金要有公募基金资格，要看你有没有管理公募基金的经验等等。
内地二级市场原本是没有牌照的，投资者把账户密码交给你就可以交易了，冒出了很多所谓的私募基金经理，虚假承诺，内幕交易等等。然后开始有了一定规范的阳光私募，纠纷才有解决的机制，资金都是第三方托管，但还是没有牌照制度。领牌是一种行为准则，有牌照就要每年交代你做了什么。越来越多这个行业的“牛人”都希望能够走向透明化，大方向上一定是加强监管。全世界都不可能是毫无资格就可以管别人的钱。我相信内地的监管未来会越来越靠近香港，越来越强调操守和行为准则。
对话私募掌门人： 内地私募投资近期刚刚“出海”，对海外市场上风险和机遇的认识，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练，张总如何看待目前香港市场上的机遇和挑战？ 比如怎样避开妖股、僵尸股骗局这些？
张高波：个人来说香港现在确实是价值洼地，如果是长期投资，高息，长钱来香港是非常好的机会。
其实资管业参与细价股的人不多，不是大路上的，也很难注册成基金，一旦注册了基金去炒反而不方便，还不如用一堆个人账户来炒，这也不是我们这个平台需求多的。对于细价股、妖股这些，香港市场上对这个看法非常分歧。其实在内地也是有一类散户型基金经理，喜欢搞波动大的股票，香港“老庄家”也是做这些，一个市场里面总有一群人是做这些事。
当然内地的确比较大一群人喜欢做这些股票，他们来到香港可能开始会特别不适应，因为两地发行制度不同。内地的上市企业不太能改变股票数量，但是你在香港炒着炒着，公司随时可以发新的股票出来，你就亏了。
但我相信两地炒细价股的人，最后一定会合流的，因为香港就是一个平台，未来是内地人为主的，香港无论上市公司还是投资者的占比都会一直下降。不过我也认为香港作为平台，最主要是把规则定清楚了，规则之外不要加太多限制，反而会把市场的活力扼杀。
对话私募掌门人：现在舆论对于香港金融市场趋向越来越保守，也有一定批评声音，你怎样看这些声音？
张高波：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阿里巴巴因为不能同股同权，香港证监会就不接受他们来上市。但1992年那时，内地企业连公司法也没有，没有公司法的公司也能来上市。这些企业甚至不是投行选的，都是中国政府定的，也不见得都是好企业，也很多烂企业，但是就开了H股这个门。
那一代的香港高层，的确是更加愿意探索。他们接受内地的现实就是没有公司法，没有公司法那就制定一些必备条款，香港当年这样做其实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是港交所承担了这个责任，这才让香港真的成为了国际市场。当时大家的开拓精神就是很强。
对话私募掌门人：现在有不少人看衰香港的经济前景，本地商界领袖例如李嘉诚也说香港经济今年面临比SARS还大的困难，不过今年已经过了一半，情况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你怎么看香港金融市场未来的地位？
张高波：相对于香港的经济情况，金融业是抽离出来的，这个城市就不是浑然一体的。你看金融业发展得怎样，跟香港经济几乎没有关系。香港经济很差的时候，金融业可以很好；金融很好的时候，也不会让香港GDP有很大增加。金融圈就是一个平台，跟香港经济没什么太大关系，甚至受内地影响也比本地经济影响大得多，或者受周边情况影响也大过香港本地。
我们前面说了，如果固步自封，香港的地位一定会相对下降，原来拥有的领先度越来越低，甚至没有领先。但是香港又是不可替代的，一国两制上的优势也很明显。现在香港跟上海比已经未必全面领先，未来可能越来越不领先，但还会是很有特色的市场，日子也还是可以过得挺好。
对话私募掌门人：现在香港和新加坡都在争取成为亚洲区资产管理中心，竞争很激烈，张总如何看这两个城市各自的竞争优势以及不足？
张高波：其实香港和新加坡客户群差别很大，香港是以中国人、中国资金为主，新加坡是面对东南亚。说到监管的思想解放程度，新加坡比香港要解放的多，原因大概也是他们面对的市场，他们没有香港这么大优势。也因为这个优势，香港进取心就没有那么大。
中国人要去新加坡投资主要还是不方便，这个距离本身就是很大问题，设计一个产品放在新加坡，雇几个人也不容易。香港的大氛围还是好多了，人才也很多，两地这方面人力资源还是差不少。如果说到真要去国际市场，去新加坡就不如去伦敦或纽约。现在对我们来说，主要是香港批不了，或者做不了的产品 ，我们才去新加坡。比如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新加坡做得比较好，香港就是做不起来，就只能去新加坡。
对话私募掌门人：东英的平台正在帮助越来越多内地私募进行海外投资和资产全球配置，您认为海外市场上现在有哪些好的投资机遇？
张高波：海外的投资机遇，其实主要是中国资产荒，企业出去买资产，买市盈率低的盈利资产。一个中国市盈率几十倍的企业，海外估值可能只有十几倍。另外我们看供给侧改革，中国企业愿意高端、特色的产品，这里最典型的就是欧洲的技术、品牌，海外有大量在细分市场中非常优秀的中小型企业，过去中国几乎都不知道。现在因为互联网和国际交流的频繁，企业了解的情况越来越多，就会去收购或者投资那些企业。
二级市场方面，海外投资的大策略也是要投“中国没有的，中国又需要的”。比如过去中国十年缺资源，所以你就该买矿业的股票。现在就可以投资一些海外技术性公司的股票，某个细分领域譬如医疗器械可能对某一类器械有需求，而某个海外公司有这个，他们一旦与中国市场链接上，就会产生爆炸性增长。所以中国人去海外投资，动力还是在中国，海外投资中的中国视角，才是我们中国投资者的优势。
对话私募掌门人：过去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官方也判断经济会是L型走势，导致不少资金外流的问题，你如何看待内地市场未来的走势和投资机会？
张高波：其实我对中国整体宏观经济没有那么悲观。我们在实体上，传统行业前两年真的很难过，但慢慢经济转型真的在发生，新经济的带动力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可能超出原有的想象。虽然不是完全取代，但就我个人来说超过我想象。
三驾马车里面出口要看国际需求，控制不了，投资方面没有停太多，剩下的都在琢磨消费。我们看到新经济带动消费的力量还是挺大，物流等各种服务体系增长很多，冒出大量为消费新经济带动的就业增长。比如网上的消费，很多都进不了统计数据。一般来说传统上经济不好，失业率就会大增，但是现在失业方面几乎看不到这个情况，招工还是那么难，这说明大家有地方赚钱。有些人开个小网店，可能就活的挺好，这些数据上看不出来 。
另外，新的技术进步在2B这块，也正在大幅度提升效率。比如街上的小便利店，过去效益很低，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批发商赔钱店子也活不下去。现在有了互联网手段，一个APP把供应商和便利店供货都联结起来。大家都知道什么好卖，又有统一的物流，精准大数据，货物品质迅速改善。每一次补货其实是对数据的改善。我是眼看着亏损的企业就开始赚钱了。还包括农药、建材、汽车配件这些企业，都通过互联网在2B方面有了大幅度提升，这些都是企业的竞争力，社会的活力。
我也看好供给侧改革，以前是有钱买不到东西，但需求是创造出来的，现在很多定制类的服务因为互联网而一下子发展起来，整个社会的生态环境都改变了。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强，市场很大，梯度很大，中国经济回旋余地真的很大。而且当你产品好了，也会改善出口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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