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宁：直言无忌两岸股市
在金融圈浸淫三十余年，戴立宁向来以锐意改革，直言无忌而著称。
没想到当初的直言无忌，反而成就了戴立宁和大陆证券市场的渊源。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证监会首届国际顾问委员会成立，台湾的前证管会主委戴立宁成为十二位成员之一。
证券会国际顾问团并不希望仅做冷漠的旁观者，他们希望更直接的表达自己对市场的理解和看法。
《机构投资》 宁鹏 报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谈到借鉴海外资本市场发展经验，业界似乎言必称华尔街。
其实，海峡对岸的宝岛台湾，同文同种，资本市场却比大陆经历了更漫长的岁月，从某种角度来说更有借鉴意义。
戴立宁，曾任历任中国台湾地区“财政部”金融司司长、保险司司长、“证管会”主委、“财政部”常务次长等职，又是祖国大陆证监会的第一任国际顾问。
在金融圈浸淫30余年，戴立宁向来以锐意改革，直言无忌而著称。
大陆股市的三个套牢
1992年证监会成立之初，戴立宁曾以台湾地区证管会主委的身份来大陆开会，对内地市场有过浅浅的印象。
其证监会国际顾问生涯，则始于金融峰会上的一段趣事。“记得开金融峰会的时候，大家对我们非常热情。周正庆先发言，我后发言。”
当时出现了观点的不一致，周正庆认为大陆在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率低，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直接融资。对此观点，戴立宁不尽赞成。
会议上，戴立宁提出三个套牢：第一个是政府被套牢，国资要解套，要减持，一旦减持，股票大跌，所以政府被套牢；第二个是券商被套牢，他们开发了很多代客操作，但大多是保本操作，股票市场不好，券商被套牢；第三个是投资人被套牢，当时说A股、B股要合并，B股持有者是外商，荷包赚得满满的，满载而归，接手的是本土投资者，本土投资者就被套牢了。
“当时我讲完这话全场哗然，他们都很震动。”没想到当初的直言无忌，反而成就了戴立宁和祖国大陆证券市场的渊源。
“差不多一个礼拜后，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的屠光绍打电话给我，说证监会将开国际会议，问我要不要参加并且成为国际顾问。”
证监会首届国际顾问委员会由尚福林任主席，成员包括了英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一、加拿大、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及地区市场的监管者，外加四家投资公司的代表，共12人。
股指期货、创业板等问题都曾成为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的议题。
采访时，戴立宁表示，正在准备接下来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直到如今，证监会国际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相比成立之初，增加了美国、法国、韩国以及中国大陆的几个成员。
“独董”谈“独董”
“上投摩根有两个股东，一个是上海国际信托，一个是J.P.Morgan。上海国际信托请了一个独董是周道炯，所以J.P.Morgan就请我做独董。”
作为上投摩根的独立董事，戴立宁却对独立董事制度有话要说。
戴立宁认为，英美法系的公司组织，没有监察人的设置，创设独立董事来制衡，还可以理解；而属于大陆法系的我们，不问情由就设立独立董事，先是破坏了《公司法》既有的董事选举制度，再在《证券法》上“搭违章建筑”。
“独立董事有三个坏处。”戴立宁直言。
第一个坏处是对独立董事本身。独立董事不一定了解公司的运作，但如果这家公司出事，独立董事首当其冲，要负责任，这对独立董事本人就是一个祸害。
第二个坏处是对请独立董事的公司。公司的经营不是那么简单，独立董事未必了解公司的运行机制，但是制度上又要对独立董事特别尊重，万一他和其他人意见不统一，那该听谁的？
第三个坏处是对投资人。请一个独立董事其实就是为了装饰门面，很多投资人往往慕独立董事之名而来，公司的好坏其实并不知道，结果就吃亏上当。
对于自己任独立董事的上投摩根基金，戴立宁还是表示认可：“这个公司是合资公司，内部风控比较严，感觉在里面还好，里面都是专业经理人，算是守规矩的，董事三个月开一次会。”
即便对独立董事制度不以为然，戴立宁依然认真履行自己的独立董事职责：“在上投摩根的时候，我会认真行使自己的职责，比如说坚决要求上投摩根实行分红，因为这样对投资人才公平。上投摩根是实行分红比较积极的基金公司，还因此得到证监会的奖励。”
把公道还给绩优股
刘鸿儒评价自己证监会主席经历是“坐在火山口”，周道炯认为从事证券市场的监管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戴立宁看来，“台湾的证管会主委也是坐在火山口，历任主委都抱怨不是人呆的位置。股票涨价，空头骂；股票跌价，多头骂；横盘，空头、多头都骂”。
“我的观点是活该被骂。”
戴立宁认为，股票的价格本来就不是证券监管部门所应该关心的。监管单位关心的应该是市场是否健全，价格是否通过市场合理的配置。
戴立宁担任台湾证券暨期货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对台湾证券市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管理。但特立独行的行事方式以及有悖于传统的主张，遭到许多方面的攻击，他的监管理念也曾被台湾媒体戏称为“为祸证券市场的戴立宁原则”。
如今提及证券市场监管，戴立宁不改初衷：“我当年就在台湾提出证券市场监管的三大原则——把市场还给市场，把管理交给效率，把公道还给绩优股。”
在戴立宁看来，经济不景气，股票价格不好，是很正常的事，没有理由让它该跌的时候涨。大家都以为涨价都是好事情，跌价是坏的事情，这是完全错误的。市场应当返璞归真，“把市场还给市场”，监管者不能干预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
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价格不是一味的高就好，也不是一味的低才好，价格应该合理。股票的价格也是同样的道理，股票的价格过高过低，偏离了实际应该有的价位，才是市场的祸害。
对于监管，戴立宁认为应该“把管理交给效率”，而政府未必要做包揽一切的“老祖母”。应当依靠市场机制来调整价格，政府管理价格非常辛苦，力不从心，而又往往矫枉过正，稍微一托市，价格就暴涨，稍微一压市，价格又猛跌。
股票属于投资品种，投资者将本求利，用今天的投入，换取未来的希望。早期的资本市场却助长了贫富差距。
从炒家的眼光来看，市盈率低的绩优股盘子太大，不具备炒作的价值，市盈率高的小股票反而遭到炒家的青睐。
“台湾曾经一度像国内市场一样，大家拼命地炒，变成有名的炒手，成为乱世英雄，”戴立宁这样总结，“炒股票八个字——短小轻薄，圈养套杀。”
作为证券业管理者，戴立宁一直呼吁“把公道还给绩优股”。他任台湾地区证管会主委不到一年的时间，过度投机的情况得到一定遏制。
反感“炒股”这个词
对于“炒股”这个说法，戴立宁打心眼里不认同。
“我很反感‘炒股’这个词，仿佛投资股票就像炒菜，用锅铲不停地搅动。”
戴立宁直言，将投资者称呼为股民本身就含有轻蔑的意思。过高的换手率折射出投资者急躁的心态，价格也很难回归到正常区间。
“资本市场的初期，投资者都比较急功近利，也许大陆的证券市场经过二十年的梦寐、沉淀，多数投资人已经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戴立宁刚任台湾地区“财政部证管会”主委时，台湾股票市场正处于低迷状态。他的观点是市场供给平衡才是管理者职责所在，他力排众议，采用了两个举措来改善台湾证券市场的生态。
第一，开放IPO。IPO的条件降低，股票的供给增加了，但是PE在下降。
第二，扩大市场容量。股票上市标准下降了，供给增加了，需求方也需要增加，需要引进机构投资。台湾本来就有自营商，再引入QFII。
戴立宁认为，QFII进入市场，会带动普通的投资者选股。QFII的规模较大，资金较集中，它的运作往往会变成市场的标杆。但专业的机构，为善固然大善，为恶祸害更广，对机构投资者的管理要相对严格。
“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所有的弊病都是因为不透明造成的。”机构买股需要公告，让其操作暴露在阳光之下。
戴立宁将机构投资者看成是能改变市场的“双刃剑”。他认为，一方面，机构投资能够在量的方面解决需求面；另一方面，品质普遍较好。投资机构如果做错了，将不可原谅，因为它是表率。
平准基金百害无一利
2008年金融危机，社科院出了一个草案，呼吁设立一个平准基金来救市。
戴立宁坚决反对，感觉像一夫当关。在戴立宁看来，台湾的平准基金“国安基金”对证券市场“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它违背了资本市场的运作原则。
“国安基金”损害了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市场强调的就是价格公正，它干扰了市场机制，天下从此多事”。
证券市场投资跟粮食不一样，粮食是影响国计民生的必需品，丰收的时候价格比较贱，买点它囤积起来。等到粮食不足的时候，过季的时候就把它推出来。这样一年四季价格平稳，老百姓的生活就比较平稳。
戴立宁认为，股票市场不需要平稳，因为有差价才吸引那么多人。有了“国安基金”护盘，股票市场永远没有涨跌，还有谁会参加股票市场？“国安基金”破坏了市场机制。管理者不要管理价格，但是对价格的形成要管理。
“管理有两只手，一只看不见得手，一只看得见的手，这两只手都要用，但什么时候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资本市场的监管上，戴立宁认为需要有所为且有所不为。
“最好的市场就是有效市场，价格公正，不被干预。管理者最重要是管理好市场机制，至于市场的瞬息万变，那是必然的规律。”
有台湾媒体曾评价戴立宁为“以永远的法律人自许的金融家”。他学法律出身，始终相信制度的力量。
他认为，对于监管者来说，不应当干预价格。但是对于价格的形成机制，一定要严格管理，比如说经营财务报表一定要确保真实。市场的供和需，买卖的信息、买卖的机制这些都要研究，严格把关。价格形成的因素，就让市场自己调节。
“我用五个手指头来比较。大拇指是投资人，食指是券商，中指是媒体，无名指是上市公司，小拇指是证券管理者。管理者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靠法律的力量，综合共同力量，把市场管好。”
戴立宁认为，对于价格管理，投资人管理最有效。认为高了就卖，认为低了就买。犯错需要付出代价，吃一堑长一智，就会学得很快。
《机构投资》证券市场二十年人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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