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不做股评家
1998年，君安证券研究所与国泰证券研发中心合并，李迅雷被任命为国泰君安研究所副所长。
1990年就开始从事证券市场研究的李迅雷，当初曾被主流股评家这样评价“你不是股评家，不应该和我们坐在一起参加会议”。然而，他不仅在行业里幸存了下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也被业内称为“证券分析师的黄埔军校”。
讲述者：李迅雷(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机构投资》 张瑜华 常银铃
中国资本市场这二十年，对我来说记忆深刻。1991年我从上海财经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毕业，正逢中国资本市场的萌芽阶段。
这二十年证券之路，谁主沉浮？我想还是自己吧。
我是个较真的人，只要认准的事就一定会坚持下来。现在也比较庆幸之前的种种我都坚持下来了，否则也许我早就从证券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二十年最大成绩——被记住
从1990年起我就开始从事证券市场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财政等比较宏观层面的内容。
在上海财大时，我经常在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后来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中国第一代投资者都应该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也算是第一代证券分析人士。
当时股票很受追捧，但股民只能从报纸、杂志上获取相关资讯，信息量十分有限。我还记得1992年艾略特的波浪理论刚传到中国时，很多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证券公司门口买报刊。
那个时候，在报刊杂志上经常发表股市评论文章的人，就会被称为“股评家”，并且非常受股民的尊敬。我当时认为股评家不能太迷信股票技术分析，应该用多种方法分析股市才更合理。
不过，我的另类分析并不为当时主流的股评家所接受。后者对每只股票都很精通，可以预测每只股票的未来走势，但我不行，我只懂得宏观经济，没法为每只股票做预测。有一次开会时，有的股评家当场就说：“你不是股评家，不应该和我们坐在一起参加会议，不应该进入我们这个‘专家’行列。”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股民非常追捧的股评家大都已经从证券市场上消失了，但我还在，这二十年里还一直在发表言论。
其实，现在我还是不懂得技术分析，但是我曾经带领并且培养了一批有声誉的证券分析师，曾经连续六年被《新财富》评为本土最佳研究团队，三次第一，一次第二，两次第三。国内不少证券公司研究所所长、基金公司的研究总监乃至基金经理等，都曾经是在我们国泰君安研究所成长起来的，所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也被业内称为“证券分析师的黄埔军校”、“中国证券分析师的摇篮”。
而我自己在二十年里，编著、翻译证券类书籍，在各类学术性、专业性报刊杂志上发表很多论文、研究报告。这也许就是我还能够被市场所认识、所记住的原因。
最早调研上市公司
1996年是中国证券分析行业的转折点，在此之前证券分析主要由股评家做，此后证券公司的行业分析师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进入了君安证券，正式开始了证券研究生涯，成为君安研究所第一个债券分析师。
刚进君安证券面试时，我面临两个选择，或者继续证券分析研究，或者到资产管理部。那时君安证券的资产管理部算得上全国最大了，奖金也非常丰厚。当时的公司总裁其实希望我进资产管理部，他觉得我对市场把握比较好，可以为公司带来较大收益。
但是我自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证券分析研究，因为我是风险厌恶型，而且一直对宏观经济比较有兴趣，而债券的价格波动与宏观各项指标的关联度是最强的，股市则带有很多的投机性。
当时君安证券研究可谓是开了行业研究之先河，最早去调研上市公司，开创行业基本面的研究。时任君安总裁的杨俊就说，买双皮鞋还得看款式、颜色和质量，还要货比三家，更别说要用百倍的钱去买股票。
我们的研究员最远的甚至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到新疆去调研，被调研的上市公司都很配合，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股评家或者分析师和他们当面沟通、真正关心过他们的业绩，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都很热情，十几个人围着一个行业分析师，几乎有问必答。很多牛股就是这样被挖掘出来的。
由于有了初具规模的行业研究团队，我们开始做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这在当时是任何一个做技术分析的股评家都无法做到的。为此，很多机构开始购买我们的研究报告，连股评家也想方设法能拿到我们的研究报告。这让我感到，我们的研究开始得到认同了。
做研究就像“当老婆”
1999年，君安证券研究所与国泰证券研发中心合并，我被任命为国泰君安研究所副所长，次年任命为所长。这个任命对我是一次很大的挑战，因为两家券商风格迥异，整合难度比较大。好在这些年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一直在国内证券研究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回报，也是对我工作的肯定。
当时，机构投资者还没有主导市场，市场上还没有买方，卖方市场的研究员注定要为公司的业务部门服务。而营业部的客户都是散户，散户一般会问明天市场是涨还是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我们知道股票的走势，就自己去理财了。
就一个研究部门，要为那么多人服务，供给是有限的，又是被垄断的，你说我们能够做好吗？我们就像伺候人的老婆，老公赢了我们被夸奖，输的时候就要找我们出气。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思考能不能转化研究模式，否则研究所的路实在太窄了。
一场关于基金的“抗争”
基金出现了，契机出现了。
我主张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研究所要以机构客户为主要目标，研究要围绕满足客户的研究性需要展开。根据客户的特征，提供个性化服务。这是业内第一次提出分析师主要应该对机构投资者服务，让我们的研究服务处在竞争位置，有竞争才能提高研究水准。
公司包括研究所内很多人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当时为基金公司服务，为了让他们在别的券商发报告之前拿到我们的报告，我们就必须在半夜报告完成；但为公司内部服务，一般是在两天或者三天后才把报告交上去。公司认为研究所花很多时间为基金公司服务是没必要，而且觉得公司在养我们，我们就应该为公司服务。研究所有些人觉得为基金公司服务的回报太少，一年加起来不过一百来万(事实上几年后就过亿了)，既然客户是上帝，不如直接跳槽到基金公司去做“上帝”了。
当时的压力非常大，只要公司一开会，我就会成为“攻击”的对象。
我力排众议，之所以咬牙坚持这么做，是因为觉得这会是一个趋势，而且当时国外已经有类似模式了，做得都很不错。我们抢占了这个先机，就可以为公司创造价值，创造品牌。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人员为基金公司服务后，业务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对公司内部的服务。这样良性循环逐渐形成，反对声也逐渐变小了。这些年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个模式的正确性，虽然实现的过程非常曲折甚至是痛苦的，但是这对我个人、对研究所乃至对公司，都有很大的帮助。
证券分析行业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要知道90%的研究报告是没有人看的，你要成为那剩下的10%，就要非常努力。
大多数分析师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把短期因素看得太重。分析师其实就是在对未来市场进行估值，如果太短视，就会被市场所左右，看不清未来的发展方向。股市跌了就非常悲观，股市涨了就非常乐观，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分析师的表现。
其实，我觉得不被客户骂的分析师，就算是好分析师了。
我个人喜欢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常常以十年为单位，对证券市场进行判断，这样就不会被目前市场的波动所困扰，而且对市场的把握也会更大一些。
如果我一直做研究员的话，我应该能够成为《新财富》的最佳分析师，但是很遗憾我做太长时间的管理工作。不过，既然接受了团队管理的任务，我还是尽力并把它做好。
如今我已经不再从事管理工作，相信后任可以比我做得更好。而我终于可以专心致志做我喜欢的宏观研究，这是很美好的。
《机构投资》证券市场二十年人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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