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新均衡之路
魏革军
从2012年起我国经济增速开始回落，2012～2015年，GDP分别增长了7.7%、7.7%、7.4%和6.9%，今年上半年增长了6.7%；同期的消费物价指数在3%以下，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经常项目差额与GDP之比处于警戒线以内。
宏观政策目标变量实现什么组合是合意的、可持续的，并无统一的标准，不同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时期存在不同的组合。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平衡并带来不确定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出现下降，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南非、俄罗斯甚至负增长。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实现这样目标组合实属不易。但这不意味着我国已形成新的均衡。
历史看，战争、瘟疫、危机或综合因素的叠加等会使一种平衡受到干扰或破坏，从而使经济运行出现拐点。维系平衡力量并非自动切换，从一种状态的多维平衡转向另一种状态是一个艰苦进程，甚至是惊险的跳跃。没有有效市场化、制度化改革，均衡难以持续。
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增长下滑，结构调整和经济再平衡成为各经济体的共性问题，各国都在努力寻求新的动力，促进新的均衡。但经济长期繁荣也使世界产生了不合理的增长预期，面对各种困难，很多国家一再推迟结构改革，过多运用宽松政策，致使国内政策短期化、国际政策排他性加剧。面对此种境况，唯有立足自身改革，才能真正突围和突破。
新的均衡需要新的经济制度基础，让市场真正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良好的制度，可以使经济中每个肌体和细胞迸发活力。这几年，我国推进企业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但在很多环节还缺乏顶层设计，以及明晰和一致性的实施安排，市场扭曲和治理扭曲依然存在，国企改革举步维艰。区域经济运行差异表明市场的关键作用，那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区域，韧性十足，风生水起；那些抱残守缺、改革不到位的地方却“四处冒烟”。因此，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对国有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结构化改革刻不容缓。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三十多年，高增长化解了社会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矛盾。但在新阶段，不能指望再用高增长替代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在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货币化红利减弱之后，需要挖掘和培育新的制度和市场力量，向制度改革要红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改革重点。无论产业升级、区域发展、社会基础设施完善，还是农村经济发展，都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这种发展不是应急式、粗放式规模扩张，而是有战略、有技术、有质量的专业化发展；这种发展不是画地为牢的地方保护主义，而是着眼于统一市场，形成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我们相信，在“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建设、区域一体化框架下，不同要素将得到深度融合和有效配置，为实现经济的新均衡增加动力。
在走向新均衡的征程中，市场扭曲问题、融资结构问题备受关注。为什么在一些地区企业频繁债务违约，杠杆率缘何集中于非金融企业，社会资本为何参与PPP的积极性不高？等等。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与脆弱的资本结构有关。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改革财政金融体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关乎资源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经济杠杆和风险的配置以及资本的结构和活力。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需要理论、政策、规划和共识，更需要坚定勇气和坚实行动。
进入【新浪财经股吧】讨论
责任编辑：杜琰 SF007
金融业创新层出不穷，行业发展面临挑战与机遇。银行频道官方公众号“金融e观察”(微信号：sinaeguancha)，将为您提供客观及时的新闻精粹，分享独家、深度、专业的评论点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