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的中国出路(6)

　　尝试与金融部门合作

　　“CDF永远不可能成为农村信贷市场的主流”

　　今年6月，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的李昌平回到湖北监利县的农村老家，吃惊地发现，他去年春节跟乡亲们说起的乐施会CDF模式居然在这里生根开花。一群有威望的老人号召全村老人，每人出资2000元组建养老基金会，今年6月已经达到27万元，年底可望达到100万元。

　　“农村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太强烈了！”李昌平感慨道。

　　这其实是对乐施会传统CDF模式的一种模仿，何广文将此称为CDF的内生模式。由于外部资金的有限性，他认为，这种内生模式将成为CDF发展的主要模式。实际上，在乐施会的众多项目县，受传统CDF模式的影响，一些社区和村落也开始出现这种模式，但按照中国金融政策，这种模式只能在本社区内部封闭运作。

　　CDF模式的辐射力可谓强劲。目前，包括禄劝县在内，共有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陕西等5省、区18个县22个乡38个村正在实施这种模式，乐施会一共给这些村庄的4752家农户贷放本金496.7万元，还贷率93.3%，被覆盖农户每户平均增收3167元。

　　可是CDF毕竟是一种扶贫手段，乐施会的善款来源有限。冯明玲想到了与政府扶贫基金合作。

　　从1996年起，禄劝县一共得到上级政府扶贫资金近1亿元，近几年，冯明玲和她的同僚在各级官员中进行游说，让CDF模式进入到他们的视野。去年，乐施会禄劝办差点争取到100万元政府扶贫资金按照这个模式运作，后因种种原因未果。

　　何广文考察CDF模式中发现，CDF小额贷款额度太小，而农户又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借到贷款，社区里的民间借贷还较为普遍。在他访问的114家农户里，近两年从民间借款的农户达到了三分之二。

　　于是在后来的评估报告里，他指出，CDF永远不可能成为农村信贷市场的主流，不可能取代正规金融市场，CO应该加强与农村信用社的交流与沟通，探讨新的满足社区农户资金需求的方式。

　　冯明玲对此感同身受，“社区发展起来后需要更多的资金，可是乐施会还有更多的贫困人群需要去帮助。”

　　今年9月底，她专程来到禄劝，首次与当地银行及农村信用社对话，“双方都很兴奋。”

　　冯明玲说，合作的一个障碍就是，社区发展委员会不是自然人，也没有经过注册，信用社觉得这样贷款有风险，但乐施会愿意说服社区，把社区积累作为担保金从而贷到更多款项。

　　许多社区对此表态不积极，“毕竟要交利息了，10个社区只有1个愿意尝试。这需要一个心态调整的过程，另外还可在新的社区尝试。”冯明玲说，“其实按照CDF模式，信用社和农户绝对都是双赢。”在贵州威宁县，石门坎乡信用社两年前学习CDF模式，贷款回收率从40%升到80%。

　　就像当初摸索CDF模式一样，禄劝也是乐施会尝试与金融部门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县。其实，冯明玲已经对许多地方的农村信用社发出过合作信号，但他们都说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不想再惹这么多麻烦，这让她觉得生气:“实际上，他们也知道，真正的穷人很多贷不到款。”

　　她又想起了挂在办公室墙上的那句话。

　　图:

　　10月22日，尤努斯(前左一)现身北京“中国-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

　　贫困农户利用小额贷款实施家禽养殖项目。

　　外国专家考察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的农户培训情况。

　　本版均为资料图片

　　禄劝苗寨芹菜塘的粮食加工房内，村民在开会。每一年，这些曾不懂“公话”(汉话)、不会记账的村民，都要聚集在这个小屋里开10次会，讨论贷款的各种使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