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的中国出路(2)

　　“向穷人收高利息”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按照通常的观点，一个项目点的还款率达到95%以上才算基本成功。而拖欠贷款的风险首当其冲。

　　在开国元勋朱德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葛振江就遇到了这样一件让他头痛不已的事。1996年，幸福工程资助了仪陇10万元贷款，然而5年后，本金只回收了不到一半。这个县随后给葛振江打了申请减免还贷的报告。葛振江不同意，他说，“怎么能凭着是伟人故乡就搞特殊呢”？他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莫非是这个地方吃救济吃惯了”？

　　葛振江没法收回他投入的所有贷款，唯一的选择，就是停止追加给这个县的贷款，换去别的县发展。

　　为了让小额贷款得以抵消高风险成本，必须要收比较高的利息。孟加拉乡村银行最高利率达20%，远远超出孟加拉

　　然而，向穷人收高利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主任刘东文告诉记者，他们部门在国内企业里寻求到的帮助为零，因为想做善事的企业不希望向农民收利息。

　　刘东文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扶贫基金会在贵州六枝、山西左权等10个项目县的利息都介于7%到9%，因为要求款项是分期还，这样实际的年利率就拔高到了14%-18%。

　　对比起来，农村信用社的年利率按国家规定是6%，最多不超过7%。而民间高利贷的年利率，一般在24%-48%。

　　在幸福工程，利率追加被称为收管理费，一般在3%-5%之间。葛振江回忆，1997年以后，他们内部就出现了管理费收不收的大讨论。1998年后，葛在一些资料上看到，原来收管理费，一来可以激励穷人的劳动热情，二来可以防止腐败发生。后来再遇到争议，葛振江就不慌不忙搬出这套理论来向别人解释。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目前小额信贷组织在收利息维持组织运转方面普遍统一了认识”，杜晓山总结。

　　“小额贷款是金矿”

　　——茅于轼的龙水头模式

　　“小额贷款，其实就是合法的高利贷”，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基于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对小额信贷做出了一针见血的概括。

　　13年前，茅于轼把500块钱交给了龙水头村一个叫雒玉鳌的小学老师，请他贷给村子里的穷人。13年后，这笔钱不断吸收朋友捐助和村民存款，从500块发展到了130万元，扩大到了3个村子。吸收的村民存款总数，他估计在70万元左右，占到了资金总数的50%以上。

　　茅于轼把给龙水头村村民的贷款利率定在了18%。他这样算了一笔账，3个村9个管理员的工资、运作成本加起来为6%-7%。款源本身要付5%的利息，加上3%-4%的坏账，那就是15%。这样，茅于轼算出，他的小额贷款大概能有3%的利润。

　　就凭着这3%的利润，国外一些投资家瞄准了茅于轼的龙水头村，印度和美国的小额信贷投资公司都来找茅于轼，说他们也想入股。

　　“现在农村小额贷款是一个金矿，可以赚好大的钱。”茅对此看起来充满信心。

　　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他在金融法面前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曾发文，叫停龙水头村的“又贷又存”。茅于轼不肯，他说这个对谁都有好处你干吗叫停。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到山西考察多次，而茅于轼的又贷又存也保持在官方关注下继续实验性地探索发展。

　　近几年，茅于轼开始下调他的存款利率，刚开始存款年利率是6%，后来变到4%，最后下调到3%，然而存款仍在进入。农民对这个已经稳定发展了13年的金融组织的存款热情让他有点吃惊，茅认为，“这反映了我们农村的金融问题有多严重”。

　　与此同时，龙水头村也在接待无数参观者。山西的省长、政协主席都纷纷在龙水头题字，说要保护。中国

　　年迈的茅于轼如今正慢慢从他创办的龙水头模式中退出，并把他们转交给他开办的慈善学校代为管理。现在，他的龙水头村扶贫基金连个图章都没有，他这样自我解嘲:“如果按照法律，我们就是非法金融组织，我有可能被抓进去坐牢”。

　　中国的小额信贷能否吸储，在此次尤努斯访华期间，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尤努斯本人认为小额信贷必须吸储。然而，央行似乎并不准备开放存储业务。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与尤努斯会晤时，向他解释，不批准吸储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农村基金会出现过金融风险，所以近年来一直非常审慎，不新批金融机构牌照。

　　关于能否吸储，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认为，一方面小额信贷机构本身制度要非常健全，另一方面来自政府机构的监管手段要完善。他说，目前国内小额信贷都缺乏这两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