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的中国出路(5)

　　“自己管理这笔钱”

　　按村民商量的利率贷给村民，利息全部作为社区积累

　　吉普在漆黑狭窄的山路上进发，一群夜归的苗族汉子拦住去路，发现是乐施会工作人员后，他们举着手中的苞谷酒瓶，嚷着要尊贵的客人喝两口。汽车把他们拉到芹菜塘的粮食加工房——乐施会十多年前捐建的一个项目。很快，全村人打着手电都挤了进来。

　　每一年，这些曾不懂“公话”(汉话)、不会记账更不知民主为何物的村民，都要聚集在这个小屋里开10次会，讨论贷款的各种使用问题。“乐施会把钱背到了家门口，我们不用再去信用社求人，还自己管理这笔钱。”杨应祥很自豪。

　　杨从来没有当过村官，但在今年初他像村官海选那样被推举为这个村的主任，虽然他没有像村官候选人那样给每家送上一瓶苞谷酒。确切地说，他是芹菜塘社区的第三届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另外3名同样没当过村官的村民分别被选为副主任、会计和出纳。

　　这种名叫社区发展委员会(CO)的机构，代表和组织村民共同管理社区发展基金，乐施会生产垫本贷款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块。每年初，发展委员会召集村民开会，商量哪家需要多少贷款，汇总后向乐施会申请。收款时，发展委员会提前通知小组长，小组长收齐本小组成员款项后交到社区出纳，再交到乐施会。

　　村民们对此表达了乡村式的朴素要求，比如主任要有威望，副主任善于和外界沟通，会计要心好、有文化，出纳要老实。有些村子还规定，没有结婚的、家里劳力少的、妇女不支持男人的不能当选。

　　社区发展委员会收到乐施会贷款后，按村民商量的利率贷给村民，加上风险金利率，一般从6%至14%不等。这些利息全部作为社区积累，可再贷给村民使用。除了生产垫本贷款，乐施会还会向社区赠送助学金和医疗合作金，以及专款贷放科技基金。它们和社区积累一起组成社区发展基金。

　　引人关注的是，这个基金管理人员的产生、贷款额度、利率、还款周期、贷款程序等信贷制度的设计，贷款对象的选择和审批等等，都由社区农户自己决定。乐施会仅在选举方式、贷款基本原则、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等方面，给予社区必要的培训和协助。

　　“CDF不是一种纯金融的概念。”袁加海说。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专家何广文也认为，CDF以赋权和培育自组织能力为根本，是一种以社区为载体，通过小额贷款活动及其产生的积累，将社区合作医疗保障、助贫扶弱、科技推广和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等有机结合起来以推动社区可持续综合发展的机制。

　　和正规金融机构尽可能从法律条文上规避风险不同的是，CDF模式与GB模式一样都体现了对穷人的宽容和信任。乐施会在贷放生产垫本金时，与之签订协议的是发展委员会全体成员及这个村的村小组长和会计，而发展委员会不是一个合法注册的机构。“律师告诉我们，如果社区不还贷，我们是很难打赢官司的。”袁加海说，“这只是一种管理的需要，风险金的收取更多也是为了增加社区积累，因为有些村把自加利息定得太低，这不利于新式扶贫工作。”

　　封闭、贫穷的小型乡村社区，是CDF模式得以生存的土壤，但熟人社会内部的监督也可能流于形式。

　　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监督制度。有的在发展委员会下面成立监督小组，有的专门由自然村的村小组长和会计监督。但芹菜塘村民张明德说，按照大家的制度，谁都可以去查账、去点出纳手中的现金，发现不对还可以骂人，但他也承认，除了开会时公布账目，平时没有谁这么做，“因为这样就等于存心和对方过不去”。

　　袁加海一次去某社区查账，发现社区积累里有几十元对不上，会计最后说了实话:被发展委员会拿去买了一只鸡，喝了几瓶啤酒。袁加海组织村民开会讨论，大家却说，他们为集体出了力，确实该补补身子。最后，袁加海重申制度，社区积累只能用于社区公共领域。

　　去年11月，何广文来禄劝调研时，注意到社区赋权后CDF机制可能存在的决策权寻租和强势群体控制等变异迹相。对此，冯明玲表示，除了加大乐施会的外部监管外，还将可能聘请专业人士进行外部

　　社区发展基金和社区发展委员会互为载体，正在深切改变着社区。从原来1年开一两次会、村干部说出一二三指挥村民照办，到每年开10次会、群众真正地集体商讨决议，包产到户后一盘散沙的农民重新聚合一起，集体对抗贫困，废墟般的村落开始生长应有的权利、尊严和新生。

　　有人称，这是一场新乡村建设运动。还有人担忧社区组织和村委会、村民小组之间产生罅隙。禄劝县汤朗箐村所属13个自然村中，有10个是乐施会CDF社区。村支部书记李文宏说，社区发展委员会和村干部没有矛盾，干的都是扶贫的事，只是分工和工作方法不一样。李同时也是乐施会禄劝办的片区工作人员。禄劝5个社区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同时也是所在自然村的村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