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的中国出路(3)

　　新一轮实验

　　——小额信贷的民间突破

　　按照央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的描述，中国的小额信贷机构，始自于上世纪5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据统计，中国2.4亿农户中，1.2亿有贷款需要，其中6700万家是通过信用社。农信社仍是农村小额信贷的主要渠道。

　　焦局长同时也承认，目前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信贷缺少瞄准贫穷人群的自觉机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指出，农信社目前真正给农村的穷人提供小额信贷的比较少。而作为补充力量的NGO小额信贷，仍面临缺乏合法身份，缺乏可持续资金来源和有效监管等问题。

　　2005、2006年，两个中央1号文件都提出了要建立更适应农村需要的法人金融组织，增加农村的金融供应。也是在去年8月，央行发出了小额信贷向民间开放的重要信号，决定山西、陕西、贵州等5省区开展“只贷不存”的商业性小额信贷试点。去年底，中国首家面向农村的非政府性合法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在“日升昌票号”的老家山西平遥挂牌营业，使民间资本首次获得了放贷的权利。这被此次访华的尤努斯教授认为是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重要一步。

　　而扶贫的民间NGO们也在进行新一轮的实验。中国扶贫基金会决定，通过向国家

　　如果资本家进农村

　　——会变成“魔鬼”？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NGO们组织投入小额贷款扶贫，李昌平认为自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位曾在2000年写信给朱总理反映三农问题的专家，曾经参与过乐施会在云南禄劝县的项目工作。

　　此次尤努斯访华带来了推动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强烈信息。然而，在作为嘉宾出席尤努斯北大演讲之后，李昌平对小额贷款方向表示了深切的担心，“尤努斯不是资本家”，李昌平说，因为乡村银行96%都归有借贷业务的农民所有，通过这种方式，钱还是返还给了农民。不过，如果尤努斯此次推动的结果是央行允许资本家到农村办银行，最后可能演变为菲律宾模式，拷贝出一群到农村赚钱的“魔鬼”。李昌平说，“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信用社受到国家政策扶持，但还是不能服务于小农。凭什么认为资本家就能扶持小农呢”？

　　李昌平认为，如果允许资本家下乡，至少也应该允许农民自己组织的金融机构出现，他们可以向银行借钱，再贷款给农民，同时可以吸收农民存款。

　　和茅于轼一样，中国农业大学的何广文对乐施会的西南项目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他认为村民在NGO的帮助下自己管理“社区发展基金”，无疑是一种最接近农户，信息最透明，和运作成本最低的方式。

　　至于李昌平资本家不应进农村的观点，何广文表示了不同意见，“不管是资本家进农村，还是农民自治金融组织管理，民间自发的金融创新都应该鼓励”，他说，目前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因为农民实在太需要钱了。

　　就像穷人忧伤的眼睛，“贫困人士都有权利”这句话写在墙上，注视着每一个为之奋斗的人。它在冯明玲办公室甚至占了半堵墙，绿底，超粗黑，看着让人紧迫。

　　这些穷人的权利包括:有家可归、免于暴力、接受教育、安全环境、洁净食水、谋生机会、不受歧视、足够粮食、有发言权、健康保障，同样写在了墙上。

　　这里是香港乐施会昆明办公室，静处居民小区的一栋4层小楼。身为农村生计项目副经理，冯明玲对这句话可能有更深理解。她主管的社区发展基金(CDF)机制，不但把钱借给最贫困的农民用于生产，而且鼓励他们团结起来自己管理这笔钱，用事实证明了穷人的智慧和可以信任。

　　这种有别于主流经济理念和正规金融机构做派的模式，最早从昆明下属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尝试，有专家称之为“农村正规金融服务市场失灵与政府扶贫失灵双重约束状态下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