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选好银行：由新浪网主办的“2015(第三届)银行业发展论坛”定于7月9日在北京举行。作为年度盛会的重头戏，“第三届银行综合评选”正火热进行中。欢迎投票！

　　记者：作为传统的金融消费提供主体，商业银行和金融消费公司应该如何调整和改善原有的业务方式？

　　赵晓君：传统金融消费的提供主体在消费贷款服务上要采取短、频、快的业务模式，因此要在运营的轻型化、业务场景碎片化和营销管理数据化三方面改善原有业务。运营轻型化，一方面是指消费贷款资本占用少，有利于向节约型资本运营转型；另一方面是指运营平台、流程的轻型化，以手机银行为核心，重塑零售贷款获客运营模式，发展O2O以及MGM的获客模式，提升获客效率和降低获客成本。

　　充分与移动互联网结合，将贷款办理流程线上化以及自动化，逐渐减少贷款办理的人工干预，让贷款由客户主动发起并完成，摆脱场所、时间的限制，客户一旦产生借款需求，即可马上获得贷款，让贷款像刷卡消费一样简单。业务场景碎片化，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支付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消费贷款要在大量碎片化的互联网支付交易场景中寻找机会，把传统线下的信贷产品通过互联网渗透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中去，也让消费贷款真正落到用途的本源上。在这方面，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已经开始了探索实践，并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

　　营销管理数据化，大数据与互联网的结合，是未来金融发展的方向之一。大数据的特点是动态、海量、多维度、相关性，这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数据处理、样本调研和行为预测。其将不成规矩的碎片客户信息全部收集起来，然后集中处理，与数据分析模型进行对接，将客户相关的行为信息，进行历史和当前的比较分析并作出对未来的预测。消费贷款依托大数据应用，逐渐脱离传统“上街拉客”的营销模式，转向预先选择客户的精准营销，提升营销成功率的同时提前预警并避免高风险客户。

　　杨涛：对于不同类型的消费金融提供主体，着力点应包括两方面。一是积极推动消费金融产品创新，尤其要鼓励中小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业务创新，从中实现客户需求与业务蓝海的共赢，如推动开发新消费金融产品、试点消费信贷证券化、充分利用保险和担保来控制风险、与社会保障建设有效结合等。

　　二是积极开展协调合作，建设良好的消费支付环境，充分利用新技术来引导支付创新，因为新兴的电子支付效率的提升以及支付安全的保障对于消费交易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而全新的支付体验，包括新奇的支付文化尝试，都有利于刺激年轻人的消费行为。此外，无论是消费的信用支持、附加的金融服务还是与支付相关的便利增值服务，对于促进消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不同消费金融提供主体的客户群应该实现互补。

　　由于信用条件和业务模式的差异，银行消费信贷的门槛相对较高，消费金融公司则居中且也能抓住部分“低端”市场，而各种类金融组织、新兴电商企业等则更适应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小额便捷的金融支持。

　　消费金融虽然在促进消费方面具有积极功能，但其本身不会也不能解决居民消费面临的所有问题，其蕴含的相关风险同样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发展金融消费，绝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应该避免过度依赖消费及消费金融引发的风险和危机

　　记者：发达国家的消费金融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风险控制方面，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黄余送：发达国家消费金融公司对放贷业务的整个生命周期都进行相应的风险防控管理：对相关贷款政策的制定、对相关产品的设计、对相关客户的选择、对贷款账户进行的相关管理以及最后对逾期贷款进行的催收等，其中对贷款政策的制定、对相关贷款产品的设计、对贷款的金额和期限以及客户的相应特征都有明确规定，从而有效防范风险。

　　它们在对贷款进行相应审批时，会采用自动化的决策系统以及相应的定价流程。在录入相应申请的贷款后，要用系统估计目标客户的违约以及利用贷款进行诈骗的可能性，从而计算出相应风险的加权平均价格以及确定出贷款的最高额度。

　　在放贷之后，通过实时监测客户的账户，正确记录客户相应的还款信息，并利用系统及时更新相应客户的数据库，在账户即将到期时，事前对过期账户提出相应的预警以便及时开始后续催收的相关工作。

　　杨涛：除了消费金融机构自身的努力之外，政府和行业也从两方面着手防控风险：一是以消费信用体系建设为抓手，重在形成消费金融服务的客户激励约束机制；二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没有专门针对消费金融机构的监管规则，而是以功能监管的思路，着重围绕消费金融的业务品种进行监管，这也适应了混业时代的创新需求，有助于把握消费金融市场的风险与效率平衡。

　　记者：商业银行对信用保证类的消费信贷是如何实现风险控制的？

　　赵晓君：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风险控制：一是客户选择，这也是最关键的，一般来说除了对征信记录有要求外，银行会严格评估客户收入的稳定性以及偿债能力，从源头上避免给高风险客户授信。二是完善贷后管理机制，对贷款进行全流程动态风险监控，定期调查客户借款状态变化，包括在他行借款状态变化，提早发现风险并进行防治。

　　记者：消费金融公司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

　　卢伟：消费金融业务中最主要的两类风险是信用风险和欺诈风险，这在全球消费金融业中都是一样的。识别、控制风险的基本方法就是收集和分析客户相关的各类信息，包括申请信息、历史信用信息、其他非征信相关信息等，信息收集的质量、效率及处理信息模型的有效性是消费金融风险控制的关键问题。在这方面，消费金融公司还在努力探索当中。有一些国外的方法可以借鉴，但是否真正有效还需要依靠本土的实践来进行测试和完善。

　　记者：虽然我国消费金融市场发展较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哪些因素制约了我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

　　卢伟：从宏观上分析，制约我国消费金融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第一，居民的透支消费意愿。20世纪7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中国人，量入为出的观念是深入骨髓的，除房贷、车贷以外，基本上不会有消费金融的需求。80年代，特别是1985年后出生的年轻人，消费意愿强，对消费融资的心理承受力高。因此是分期消费的主力人群。居民透支消费意愿的提升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但这条曲线是向上走的，这决定了未来消费金融市场的潜在规模将越来越大。

　　第二是消费金融风险控制的外部条件有待完善，信用基础设施有待加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与信用相关的信息具有分散收集和整合度差的特点，主要是政府部门收集的各类信息缺乏整合和平台分享的机制。这就导致对借款人的信用调查成本非常高，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非常突出。

　　第三，从整体上说，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制度环境有待进一步加强，创新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宽。

　　记者：如何引导我国居民扩大消费金融需求？

　　黄余送：国家层面，应常态化政策促消费金融持续发展。居民消费是消费金融发展的前提。在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因素中，稳定的收入增长和充分有效的社会保障是两大关键因素，如果失去了这两个基础，仅在个别领域采取短期刺激政策，反而容易挤占当期其他消费需求、透支未来消费能力。

　　因此，扩大居民消费有赖于从国家层面根本上解决居民不愿消费、不敢消费的瓶颈问题。

　　一方面，从居民消费的需求端入手，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农村土地流转等关键领域改革，合理改善个人税负水平，扩大社保、医保、公费教育的普惠范围，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

　　另一方面，从消费的供应端着力，顺应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居民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通过财政、税收、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加快文化、信息技术、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新兴行业的发展步伐，引导服装、餐饮、百货等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为居民消费创造良好条件。

　　记者：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个系统化工程，要使消费金融真正成为提振居民消费的主力军，还需要从哪些制度层面着手完善？

　　杨涛：首先，需要构建系统的消费金融支持政策体系。例如，已有可操作的政策，往往只限于住房和汽车消费领域，其他则分散在政府工作报告或实施意见中，分散且相对务虚。例如，2012年的《关于金融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强调金融支持旅游消费，在2013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进一步发展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升级，等等。

　　就制度层面看，也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消费金融的法律，这与发达经济体丰富的消费金融规则体系形成鲜明对比。另外，个人破产制度尚未建立，央行[微博]建设的个人征信系统的覆盖范围和信息量都有限，民营个人征信体系建设还刚刚起步。所有这些，都制约了现代消费金融在我国的发展。

　　对此，应加快推动与消费金融相关的法律建设，如《消费信贷法》《个人破产法》《放贷人条例》等，从而规范消费者、企业与金融机构在消费信用或金融交易中的责权利。还应该制定更积极的促进政策，如把消费信贷或分期付款中的消费者付息金额记入应扣税项，减轻消费者还款压力等。此外，在吸取国外教训的同时，如韩国等地曾经出现的信用卡危机，努力构建适应国情的消费金融监管机制，以功能监管、差异化监管为基本思路，为防范未来消费金融扩张中的潜在风险奠定基础。

　　除了鼓励银行加快拓展消费金融业务、引导消费金融公司健康发展之外，还应该把基于互联网的消费金融创新作为重中之重。因为在小额、便捷、体验等方面，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可能会带给消费者更加有效的服务，也有可能运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来更好地管理风险和控制成本。当然，这一市场的发展还需要规范和引导，从而真正与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形成产品互补、客户互补、功能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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