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金融家

　　文/安德鲁?G?霍尔丹

　　历史上，灵活的政策框架通常被视为机制失败的象征。情况恰好相反。如果英格兰银行的政策框架在长期内有效，则必须不断演变，并具备灵活性。如果中央银行的机制被放在玻璃瓶内，则一定会被另一块滚落的岩石砸得粉碎。

　　2007年9月13日将是金融史上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是日，英国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向英格兰银行申请紧急流动性援助的消息公诸于世，引发了一个世纪以来英国银行业的首次挤兑风潮。这一事件也打响了后来所谓“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的发令枪。就在这一天，英格兰银行举行了一个会议。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次会议的议题是“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

　　大缓和描述的是危机前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平静：经济增长稳定、通货膨胀稳定、银行业稳定。这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尽管无法消除繁荣和萧条，但已经降低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还认为，金融创新虽然无法消除风险，但可以让风险随风飘散。

　　既然大衰退突然替代了大平稳，那么，显而易见，一定是分析和政策出现了严重失误。在严重问题出现之前是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自豪感。这种自负之后，一定是报应。最令人痛心的是整个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都出现了认知错误。

　　对认知错误的临床分析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种认知错误所昭示的，到底是权力使人陶醉，还是成功令人麻痹，抑或不确定性让人心虚？我不知道。但即便无他，这一幕还是彰显了在评估政策的稳健性方面认知约束的重要性。

　　近年来，关于人类决策如何受到各种认知偏向（bias）影响的研究汗牛充栋。行为经济学融合心理学与经济学，已步入成年。关于中央银行决策的研究亦是卷帙浩繁。但到目前为止，心理学与中央银行之间的联系还是一个探索不多的领域。

　　本人于心理学一道虽不甚了了，但不妨斗胆一试，探索一下这一领域。心理学告诉我们，行为偏向，因其植根于神经之中，通常难以发现，是一种潜意识的偏向。因此，了解决策中的认知约束是使决策稳健的第一步。

　　同样重要的是制度设计。窃以为，近年来中央银行决策框架的演变可以被视为解决行为偏向问题的一种尝试。在制度框架方面可能还需要有更“深刻”的演变。

　　实践中的行为偏向

　　有四种偏向会重要影响决策。

　　喜好偏向（preference biases）

　　公共政策是代表社会做出选择。社会一般将选择权委托给个人或一个群体，这些个人通常是政治家或官员。委托授权行为意味着决策涉及委托人（社会）和代理人（如政府）。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特点对有效决策非常重要。

　　但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关系并非总是完全和谐。产生摩擦的一个潜在因素是代理人会有不完全符合社会利益的偏向。这是人类的本性。例如，代理人可能将个人目标置至于社会利益之上，如个人的权力或财富。

　　在政治和管理科学中对这类问题研究有很多。从极端形式上讲，偏向错配可以表现为独裁（牺牲社会利益而追求个人权力），或腐败（牺牲社会利益而追求个人财富）。历史上，此类“掠取性政权”（extractive regimes）给社会福利造成严峻后果。实际上，这类政权或许可以解释“国家为什么会崩溃”（Why Nations Fail）。

　　至少在历史上，针对这类偏向的解药蕴含于制度之中：财产权、法治、民主程序等。一般来说，这些制度结构包括事前确定使命（社会认可）和事后问责机制（社会评估）。通俗地讲，这一般被称为制衡（check and balance）。

　　例如，民主选举是应对选民与政体之间潜在错配的一种制度安排。政党事前将其使命公之于众，社会可以通过选举来就政党是否履行其使命进行事后问责。民主制度安排是解决委托人／代理人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

　　在民族国家层面上适用的道理，在企业和个人层面上也同样如此。企业管理者如果将其偏向（巨型并购、巨额奖金和豪华飞机）置于股东利益之上，就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雇员如果将其偏向（如安逸生活）置于管理者之上，也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制度结构（如公司法和就业法）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就个人而言，喜好偏向也会造成社会负面影响。有研究认为，在医疗行业，医生普遍存在多开药和要求病人住院的现象。这些做法不符合病人和社会的最佳利益。这通常是因为医生将其偏向（声誉或财务收入）置于病人的偏向（健康）之上。

　　短视偏向（myopia biases）

　　心理学实验表明，人们抵御诱惑力的能力差异很大。经典案例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米歇尔（Walter Mischel）设计的“棉花糖测试”。米歇尔给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幼儿园的儿童一个选择权：马上获得一个棉花糖，或等一段时间后获得两个棉花糖。

　　研究人员跟踪研究这些儿童的成长轨迹，发现了一个惊人模式：在学龄前棉花糖测试中表现出更大耐心的孩子，长大后在几乎所有方面都超过缺乏耐心的孩子：学校考试成绩、工资收入、生活满意度等。

　　此后的社会学研究找出了许多短视行为的后果：更容易吸烟、出现酗酒和吸毒上瘾的问题；更容易得肥胖症和出现信用卡透支的问题。

　　在实践中，人们会过高地折现未来收益，这种行为被称为“夸大折现”（hyperbolic discounting）。当把未来消费提前到今天消费时，可以解释家庭和公司的储蓄行为。当把未来GDP提前到今天时，可以解释政治经济周期。

　　短视行为也会出现在风险决策中。人们会表现出风险短视，没有出现风险事件的时间越长，对风险事件的折现就越大。我们可以从汽车驾驶员的行为中看到这种情况：在看到一起车祸之后，车速会逐步提高。这也是我们在大平稳期间看到的行为：金融市场的风险短视不断提高。

　　自负偏向（hubris biases）

　　1965年，美国心理学家奥斯坎普（Stuart Oskamp）基于一个案例研究，对一组心理学学生进行了一项多选择测试，并要求学生对自己的回答给出自信评级。随后学生获得了此项案例研究的更多信息，然后要求学生回答更多问题并给出评级。

　　他发现，更多信息并没有改善学生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但却造成学生对答案给出的评级显著提高。额外信息和经验使学生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并过高评价自己的表现。

　　这类自负偏向的证据比比皆是：内布拉斯加大学90%的教师都认为自己超过平均水平；超过90%的美国学生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超过平均水平；超过80%的法国人认为自己是高于平均水平的情人。

　　 在政治学和管理学中对过度自信的偏向也有广泛研究。这其中也有达尔文主义自我选择在起作用。过度自信的个人一般在竞技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这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占据有影响力的位置，无论是总理还是CEO——当然，首席经济学家例外。

　　 但推动此类个人登上顶峰的因素同样有可能驱使他们“玩过界”。过于自信会增加不自量力的风险，例如，追求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或从事过于复杂的公司并购，造成高于平均水平的系统性失败风险。这也是所谓骄兵必败的道理。

　　治国和管理企业如此，管理金钱概莫能外。投资经理普遍过高估计其能力，而交易员普遍过度进行交易。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业绩普遍高于同行。

　　过于自信的效应在个人中比在团队中更明显，因为团队会减弱过度自信个人的影响，也会促进理解其他观点。

　　团体迷思偏向（groupthink biases）

　　1951年，美国心理学家阿希（Solomon Asch）对一组学生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要求每一位学生指出一张卡片上的3条线中哪一条与另一张卡片上一条线长度相同。参与者中除一位学生外都是演员，事前要求这些演员给出错误的答案，真正的学生最后回答问题。

　　阿希的测试结果非常令人意外。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里，毫无戒心的学生都跟随了本小组的错误答案。小组决策出现了一种系统性跟随偏向。有趣的是，只要增加一个人的不同意见，则这种跟随偏向就可以最多降低75%。

　　美国心理学家詹尼斯（Irving Janis）将这种倾向称为“团体迷思”（Groupthink）。为了说明这一概念，詹尼斯集中分析了若干美国政治决策，最著名的是1961年肯尼迪总统入侵猪湾的决定。团体迷思也被用来解释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灾难事件。

　　詹尼斯等人找出了一些缓解团体迷思偏向的方法，包括积极鼓励小组中的不同意见者、征求外部专家的意见，以及小组负责人最后阐明其偏好等。

　　英格兰银行决策框架的演变

　　现在我谈谈过去50多年来英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演进。这一演进的起点是基于规则的体制，这一体制下英格兰银行没有什么自由裁量权可言；其终点是英格兰银行行使重大自由裁量权的体制。

　　在其320年历史的多数时间里，英格兰银行在英国经济政策中的角色是操作代理人，政府是政策委托人。在货币政策决定中，英格兰银行的角色从“二战”结束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是执行者，而非决策者者，英格兰银行在确定货币政策目标或工具方面几乎没有独立性。

　　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改变，并在1997年后发生决定性改变。根据《1998年英格兰银行法》（Bank of England Act 1998），英格兰银行被赋予决定英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独立性，实现由政府确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具体来说，货币政策由一个9人组成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确定，该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由5位英格兰银行“内部人士”和4位“外部人士”组成。

　　本次危机后，英国的政策框架又发生了改变。《2012年金融服务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 2012）赋予英格兰银行更多职责，设立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新的金融政策委员会；委员会每季度开会一次，确定宏观审慎政策。金融政策委员会确定监管政策，以确保金融体系整体的稳定。与货币政策委员会一样，金融政策委员会也是由内部和外部人士组成。

　　《2012年金融服务法》还赋予英格兰微观审慎监管的职责——确保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这一职责由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局（PRA）负责。审慎监管局的理事会包括内部和外部人士。

　　英格兰银行的“3M”，即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职责范围可能非常独特，至少在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中是如此。

　　虽然在具体方面有差异，但这三种政策的决策框架上也有一些相似处。尤其是在如下4个方面：

　　第一是目标依赖性：所有三个机构的政策目标都由议会以法律形式确定，体现选民的意见。用经济学的话来说，这三个机构有“目标依赖性”。

　　第二是工具独立性：三个机构有被法律授权使用的政策工具。换句话说，日常决定使用这些工具以实现议会确定的目标是英格兰银行的三个机构。因此它们有“工具独立性”。

　　第三是基于委员会的决策机制：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政策的决定由三个委员会做出，而不是某个个人。委员会的成员从9人到11人。委员会包括英格兰银行的“内部”人士和“外部”专家。决策是依据多数票（货币政策委员会）或一致同意（审慎监管局）或多数票条件下的一致同意（金融政策委员会）。

　　第四是透明性和问责制：每个委员会的讨论和决策要接受公众的监督，货币政策委员会和金融政策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必须公开，所有三个机构都要就其行动和分析出版定期报告，并提交议会。委员会的成员要定期向议会专门委员会作证。

　　这些制度特点并非历史偶然。每一种特点都是为了约束英格兰银行作为代理人的政策实施，三个机构的决策机制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这些约束是针对行为偏向的一种制度解决方案。

　　决策中的行为偏向

　　这些制度特点是为了防止各种行为偏向。当然，由于政策框架仍然在完善过程中，现在得出明确结论还为时过早。

　　喜好偏向

　　三个机构共同的特点是，由议会代表社会通过立法事前确定目标。三个机构的使命就是委托人（社会）的使命，而不是英格兰银行的使命。英格兰银行不给自己设定考试题目。

　　而且事后也不是英格兰银行给自己的考试成绩打分。例如，如果货币政策委员会未能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而且高于或低于目标一个百分点，则必须以公开方式向财政大臣说明原因，以及计划如何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另外，英格兰银行的定期报告必须说明计划采取的行动，并接受议会监督。

　　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英格兰银行政策委员会的行动充分反映社会意愿；防止英格兰银行变成一个抗通货膨胀的偏执狂或风险杀手。

　　为了有效实施，制衡机制应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详尽规定——例如，使命应当是清晰和可监测的。就货币政策而言，这一点相对直接：货币政策委员会的通货膨胀目标是定量和可观察到的，也非常符合社会偏向。

　　英格兰银行定期调查公众对通货膨胀目标的意见，结果具有一致性。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2%的通货膨胀目标是恰当。持不同意见者中各有一半人认为目标过低或过高。

　　在公众对英格兰银行的态度与对通货膨胀的感受之间也有很高的相关性，公众似乎强烈反对高于目标的通货膨胀率。这种模式在国际上同样流行：通货膨胀目标是在2%附近，问卷结果显示公众强烈反对通货膨胀。

　　虽然公众对通货膨胀目标已有定见，但学术界却可能并非如此。本次危机以来，许多国家已经将利率下降到接近于零。有人认为将通货膨胀目标定为2%会经常导致这种零下限的约束，也会妨碍货币政策的效果。较高目标会缓解这种约束。有关学术争论会持续一段时间。

　　就金融稳定而言，情况还不是很清楚。还没有一个容易观察到或可定量的系统性风险目标，可以用来对金融政策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局进行问责，而且，总体而言，公众对金融稳定通常也没有明确的或强烈的态度——当然，出了事以后另当别论。

　　自2012年以来，英格兰银行一直在调查公众如何认识英格兰银行保护金融稳定的工作：2012年净不满意度为13分，目前则是净满意度40分。这一事实也许能说明些问题，但尽管如此，这一方法本身距离一个明确目标仍有很大差距，还无法用来定期对金融政策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局进行评估。

　　金融政策委员会已经开始发布一组金融稳定指标，并据此进行系统性风险评估和问责。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压力测试，金融政策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局正在确定金融企业及金融体系整体必须满足的风险标准，并受到外部监督。

　　但这并没有消除对英格兰银行监管政策选择的批评。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英格兰银行经常受到警告：不能追求墓地一样的极端稳定，或塔利班式的极端主义倾向。由议会确定、并反映社会意愿的目标才会消除上述批评。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央银行和学术界一直在努力寻找货币政策的锚。这种努力取得了成功，因为通货膨胀目标和态度目前都被充分认可。这使乐观主义者有理由相信金融稳定可以遵循货币政策的相同思路，但过程可能漫长、曲折。

　　短视偏向

　　英格兰银行的三个委员会都具有工具独立性。委员会的技术官僚做出决策，操作与政治程序保持一定距离。将政策责任委托授权出去的依据在于社会整体及其选举产生的代表的短视偏向。

　　在货币政策方面，短视偏向一般表现为将未来收入提前到今天的意愿，典型方式是使货币政策过于宽松，比如，有位美国前总统被传言说的：“我需要紧缩的货币，越多越好。”短视风险会造成未来更高的通货膨胀，它是一种通货膨胀偏向。

　　在监管政策方面也是如此。提前获得收入的意愿会造成监管政策变动过于宽松。正如一位英国前首相所说，危机前的监管规定“非常妨碍好公司的经营”。短视偏向的代价是更高概率的未来危机。这实际上是一种危机偏向。

　　幸运的是，对这类偏向也有一种解决方法。这就是将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决定权赋予一个较少有短视偏向的机构——考虑问题的时间长度超过政治和商业周期。这就是中央银行独立性出现的原因。

　　许多人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通货膨胀经历作为短视偏向导致通货膨胀的证据。政治家没有通过棉花糖测试。因此，各国开始赋予中央银行更大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作为应对短视偏向的一种制度安排。

　　英格兰银行1997年被赋予操作独立性。这是否降低了通货膨胀偏向？在英格兰银行获得独立性之前，金融市场的通货膨胀预期持续和明显较高——短视或通货膨胀偏向问题似乎真实存在。但自宣布独立性的时间点起，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减弱。在12个月内，市场通货膨胀预期就与通货膨胀目标一致了。自此之后，通货膨胀预期就一直保持在目标附近。所以自那时起，英格兰银行通过了棉花糖测试。

　　另一种路径是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前后的通货膨胀和产出稳定性。自1998年以来，英国的通货膨胀波动性降低了50%，产出波动性降低了20%。由于这段时间发生了记忆中最严重的宏观经济衰退，所以使独立性处于一种不利地位。

　　这种证据似乎表明，中央银行已经驯服了通货膨胀之虎。这一比拟相当形象。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把控制经济的过程比作揪住老虎的尾巴。就控制通货膨胀而言，哈压克是正确的，因为当下一些国家发现，老虎依然有能力反噬。

　　到目前为止，英国的通货膨胀预期一直保持稳定，英格兰银行预期在2～3年内通货膨胀将符合目标。但必须小心应对这只老虎。即使在英国，2014年以来，家庭的某些通货膨胀预期指标略有下降。

　　就金融稳定而言，克服因短视引发的危机还处于初期阶段。以往金融危机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政治结构和动机是造成各国容易受到危机冲击的重要因素。历史说明，金融监管曾经多次没有通过棉花糖测试。

　　尽管如此，仍然有保持乐观主义的制度基础。在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局是作为英格兰银行内的独立监管政策机构而设立的。这两家机构是针对过去危机短视偏向的直接反应。

　　金融政策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局仍然处于幼年期，现在还无法说它们是否能够比过去的机制更有效应对未来危机。市场问卷调查表明，近年来对系统性风险的预期有所减弱。目前还不清楚这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新的监管机制，而不是外部因素。

　　与货币政策不同，国际上关于监管政策是否应当独立于政府还没有达成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近期一项研究发现，世界上只有一半的宏观审慎机制由中央银行负责，其余一半中多由独立的监管机构承担。

　　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发生变化，就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一样。因为金融风险周期比经济周期还要长；与通货膨胀相比，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更可能出现短视偏向。监管政策需要独立性的理由至少像货币政策一样充分。

　　自负偏向

　　根据英国的新机制，决策由委员会决定，而不是个人。委员会成员来自英格兰银行的内部和外部，而且个人都要被问责。这种结构提供了针对过于自信的预防机制，可以减弱个人观点对决策的影响。

　　在货币政策决策中有证据支持这一点。在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早期，英格兰银行使用了实验证据来评估委员会决策的效果。结果显示，委员会的决策优于个人决策，因为消除了个人的坏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委员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学习。

　　嗣后的实践证据也得出同样结论。为了有效整合信息，每个成员需要带来观点的多样性。尽管难以直接观察，投票模式确实表现出合理水平的多样性。迄今为止，在大约一半的会议中，货币政策委员会中至少有一位成员有不同意见。

　　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外部委员对多样性有重要贡献。在政策决定中，与内部委员相比，外部委员有不同意见的次数至少要高两倍。虽然很少属于少数派，但有9次，时任行长的观点被投票否决。

　　投票多样性并不一定能够防止集体的过度乐观行为。例如，如果货币政策委员会持续高估其预测经济的能力，就可能出现过度乐观行为。自1996年以来，英格兰银行一直发布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的预测路径，同时也给出自己对预测不确定性的评估，即作为的“扇形图”。

　　这些扇形图可以使我们运行一个真实世界的奥斯坎普实验。在大平稳时期，预测失误的情况减少。货币政策委员会因此压缩了扇形图，即他们对未来通货膨胀和产出的估计更加精确。

　　在后危机时期，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预测失误增加了。扇形图显著加宽，几乎翻了一倍。就像50年代的心理学学生，在评估经济时，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危机前存在明显的过度精确性。尽管后危机期间的扇形图显著变宽，但目前还不清楚扇形图中较高不确定性是否得到正确的度量。

　　团体迷思偏向

　　与其他偏向一样，三个机构的制度结构包含了一些预防团体迷思偏向的措施。基于委员会的决策，加上个人问责制和主席最后投票，可以降低发生群组思维的风险。货币政策委员会一直有某种不同意见也是一个积极的特点。

　　尽管如此，基于委员会的决策，尤其是依据共识的决策，并不能消除团体迷思的风险。实际上，如果“交叉授粉”变得太过有效，甚至会放大此类风险。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Michael McMahon进行了一项基于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内容的分析，以评估某些“议题”对影响委员会决定的重要性。

　　比如给出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中讨论“银行”议题的次数。在2007年之前的10年里，银行业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多讨论。在大平稳期间，一般只占货币政策委员会讨论议题的2%。从事后看，由于银行业出现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是一个集体盲点。

　　2007年北岩银行危机和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使这种压力显现出来。因此，委员会讨论银行问题的时间上升到最高点，几乎是危机前的10倍。目前讨论银行问题的时间已经低于危机时的高点，但仍然高于危机之前。

　　货币政策委员会讨论银行问题的比重与基于市场的银行业风险度量之间惊人的相似。由于基于市场的度量方法受到了风险错觉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货币政策委员会也同样受到这种风险错觉的影响。就像阿希实验中的学生，货币政策委员会得出了由其他金融机构给出的错误答案。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在错误的路灯下寻找丢失的钥匙。

　　现在得出是否存在集体盲点的结论还太早。但与危机前相比，英格兰银行现在又多了两双眼睛来观查问题：金融政策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局。三家机构间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这有助于强化三家机构对相关问题的谅解，也有助于防止团体迷思。

　　经济预测是一个最不精确的科学。英格兰银行已经请外部专家审议其预测方法，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程序和相关透明度，包括发布更多有关投入和产出的信息。这是一种进步。

　　改善预测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本次危机以来，英格兰银行预测产出和通货膨胀的误差，与外部机构一样，是单向和序列相关的。同样的问题是英格兰预测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误差。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但我们能否做得更好？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英格兰银行将启动研究领域的一场文化革命。英格兰银行过去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论证和支持自身的思维和框架，很少用于挑战流行的政策模式。

　　这种情况将发生变化。作为战略计划的一部分，英格兰银行决定切断脐带。未来，银行将通过外部渠道研究和发布，题目将覆盖所有政策问题，包括货币、金融和监管。通过新的出版物，我们将让观众了解相关研究和分析，其中不仅包括支持，也包括挑战某些关键问题的流行政策模式。这将成为防止过度自信和团体迷思偏向的另一个屏障。

　　结论

　　在所有活动中，从设定混凝土到确定利率，从压力测试钢材到压力测试银行，行为偏向影响到我们所有人。中央银行也无法免疫。由于中央银行的决策会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拥有预防这些偏向的制度方法至关重要。

　　英格兰银行的新政策框架是应对这些挑战的部分措施。根据设计，这是预防英国货币和金融稳定偏向的一些制度安排，但毕竟实行的时间尚短。在进一步完善这一框架的过程中，有三个重要原则——认知、研究和修改。

　　由于行为偏向通常是潜无意识的，所以认知对预防来说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否认偏向的存在恰恰证明认知的重要性！研究有助于识别和理解这些偏向，以及评估预防偏向的制度方法。英格兰银行希望未来几年在研究领域真正做到自身行为的改变。

　　通过研究，英格兰银行就会更有能力修改政策。历史上，灵活的政策框架通常被视为机制失败的象征。情况恰好相反。如果英格兰银行的政策框架在长期内有效，则必须不断演变，并具备灵活性。如果中央银行的机制被放在玻璃瓶内，则一定会被另一块滚落的岩石（Rock）砸得粉碎。

　　【本文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康以同摘译自霍尔丹2014年11月17日在伦敦皇家医学会（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举办的“领导力：压力和自负”（Leadership: Stress and Hubris）会议上的演讲，原文标题为Central Bank Psychology，英文全文可参见国际清算银行网站http://www.bis.org/review/r141119a.pdf。霍尔丹自2009年起任英格兰银行负责金融稳定的执行董事，2014年入选美国《时代》（Time）周刊年度世界最具影响力百人录。本文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