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突破者

　　22，“ 赌徒”史玉柱

　　被看作是多元化成功典型的史玉柱，其实在每一个领域碰到的对手都相当强悍，但每一次他都能杀出重围。

　　当史玉柱表示要进军网络游戏市场时，几乎所有人的反应都很一致，“史玉柱进入游戏领域，第一靠广告，第二靠吸引媒体的炒作。他的方式还和‘脑白金’一样。”用“脑白金”的方式玩游戏，而且还是一款不被看好的过时的2D游戏，成不了。

　　不过那些人可能忘记了，史玉柱曾经是中国早期最出色的程序员之一，正是凭他一己之力编写出来的“汉卡”中文软件，在3个月之内赚了3000万元，之后又给他带来了3.6亿元的销售额，并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第一。这也是为什么被认为不懂网络游戏的史玉柱能让《征途》变成另外一个赚钱利器，并在股票市场上给自己带来了几百亿元的财富的原因之一。

　　而史玉柱的成就的确也与其善于营销不无关系，换句话说他舍得砸广告，重要的是他知道广告要砸到哪里，怎么去砸。早在汉卡时代，他就通过在《计算机世界》上打广告吸引到第一批客户，那个时候IT类媒体概念刚刚兴起，客户主要依靠此类媒体获得购买信息；而“脑白金”先造概念后采用了病毒式的口口相传的营销方式；《征途》则是第一款把广告打到中央电视台的网络游戏。

　　其实被看作是多元化成功典型的史玉柱在每一个领域碰到的对手都相当强悍，汉卡时期的求伯君、脑白金时期的太阳神和哈兹、现在的丁磊和陈天桥，但每一次他都能杀出重围，似乎每一次他都能赌对，如此看来已经不能完全用“善于营销”来解释。史玉柱是有着对商业机会天生的敏感性，看看“汉卡”和“脑白金”，实际上他是先入者，而“征途”的创新是在模式上，他首推的“永久免费，靠道具赚钱”改变了中国网络游戏行业的游戏规则。

　　现在，被投资者认为巨人网络产品单一的史玉柱开始拓宽思路，把眼光投向了网络社区，但在一些专业人士并不看好网游与社区结合的前景之下，史玉柱又会玩出什么让人惊艳？时间会给出答案。(文_刘艳)

　　23，牟其中：三不像的冒险家

　　“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老部下冯仑如是说。

　　说牟其中是那一代企业家的代表并不恰当，他对政治的热情，对社会活动的热衷，都和同时代的柳传志、鲁冠球泾渭分明。牟其中认为自己是“三不像”，是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的结合体。从“大陆首富”到“大陆首骗”，从商界中呼风唤雨到武汉监狱中的凄风苦雨，2000年的无期徒刑已经是牟其中第三次坐牢。

　　去年曲别针换别墅在网络上火了一把，可论及想象力那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敢用罐头换飞机，除了牟其中，再也没有第二人了。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缺少数目字的管理，牟其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似天文数字的项目他张嘴就来，而且一说一串。传媒总是容易被善于演讲的人吸引，转型时期的新经济，经过牟其中三言两语就将其提升到理论高度，在人们尚未开始崇拜格林斯潘、巴菲特时，人们见识的是牟其中用罐头换飞机的“资本经营的魅力”。

　　可是这些“牟式数字”就像吹气球一样被他越吹越大，连曾任南德经济集团“首席顾问”的顾健都在问他：“你的钱在哪里？怎么赚来的？你缴多少税？”牟其中的回答是：“谁来查我？怎么查我！”直到1999年他涉嫌信用证诈骗被抓。

　　牟其中的经历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当年的老部下冯仑说“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即使身陷囹圄，据说他每天坚持跑步4000米，不吃肥肉，他说“以求有机会出狱后把时间补回来”。30多年前，他在狱中写下《中国往何处去》的万言文，如今不知道他又会对跑到武汉拜访他的王石、冯仑说些什么。(文_韩巍)

　　24，双重身份 吴仁宝

　　他是一名干部？还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这种双重身份，是经济体制转轨衍生的一种独特产物。

　　在《时代》创办人卢斯为企业家画的肖像中，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特质第一条就是天生的敏感和冒险精神。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吴仁宝是真正的企业家，即使他一直担任着华西村村支书的公职。

　　1960年代后期，在中国轰轰烈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吴仁宝就大胆提出要创办一家小五金厂。为了保密，吴仁宝让人在工厂的四周筑起围墙，窗户蒙上厚布，对外守口如瓶。小五金厂隐姓埋名10载，为华西村创造了上百万元的利润，村民们得益匪浅。

　　1992年，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关于市场经济的大讨论之后，重新焕发了青春。那一年的3月1日凌晨两点多，刚准备休息的吴仁宝看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报道，他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于是当下召集村干部，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大囤生产原材料。此前吴仁宝一直坚持“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这次却破天荒地向外借款2000万元用于周转，在外人看来几成疯狂之徒。但最后的事实是，利用借来的这批钱，吴仁宝跟他的华西村狠狠赚了一笔。一本叫做《赢在华西》的书中记载：“华西村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3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

　　到现在，人们非常乐于讨论吴仁宝的身份，他是一名干部，还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这位现年80高龄的中国老人，一面是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江苏省江阴县委书记、华西村村支书 —— 所有的这些身份唯指向一个答案，那便是政治家。但与此同时，他还是厂长，是董事长与经营者，他领导下的华西集团创立了“华西村”牌、“仁宝”牌等各种品牌，并且在1999年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这种双重身份，是经济体制转轨衍生的一种独特产物。

　　有人曾经将他与另一个农民企业领袖 —— 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进行类比。不同的是，禹作敏真的把自己当作称霸一方的领袖，他因为暴力抗法而锒铛入狱。而生性平和、低调的吴仁宝和400亿产值的华西村依然留存在人们的视野里。就在今年，吴仁宝还成为了奥运会的火炬手，他笑着说：“81岁的我还能跑一千米呢。”(文_陈伟)

　　25，怀汉新：太阳与狮的记忆

　　除了太阳神的广告营销，怀汉新还在中国率先引入了CI系统。那只惊醒的雄狮，仍然是一代人的群体记忆。

　　黄河冰破，长城鼓鸣，沉睡的雄狮从梦中惊醒，昂然而起，仰天长啸。"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永久".这则1994年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广告曾经打动了无数中国人。广告的缔造者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企业家 —— 怀汉新。这则广告恰当地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特质 —— 理想、激情和欲望一触即发。

　　1988 年，怀汉新怀揣着"生物健"技术辞去公职，创立了太阳神集团。企业创办之初，怀汉新就显示了他在广告营销方面的高超智慧，他利用新闻、广告和获奖效应大肆宣传太阳神的主打产品 —— 太阳神口服液和猴头菇口服液。这种现在看来让人不那么喜欢的广告轰炸在1980年代末的确引发了人们的购买狂潮。到1990年，太阳神的销售额达到2.4亿，市场份额高达63%，这个数字在近20年后的今天仍然无人能望其项背。

　　除了广告营销，怀汉新对中国商业的最大贡献，是率先引入了CI系统(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太阳神将其英文APOLLO的首写字母A与表示太阳的圆进行变形组合，用单纯的圆形和三角形构成具有对比性和和谐感的图形。怀汉新希望这个图标能表达出不断创新、蒸蒸日上的企业理想。

　　然而，太阳神也没有走出保健品的盛衰怪圈。机构僵化、高层缺乏管理经验、员工内部矛盾尖锐、片面追求多元化等危机逐渐浮出水面，并最终将太阳神推向了失败的悬崖边。1998年，太阳神的销售额急速下滑。随后几年，怀汉新深居简出、不问世事。

　　今天的人们，恐怕早已不记得怀汉新，但那只惊醒的雄狮，仍然是一代人的群体记忆。(文_陈伟)

　　26，戴国芳：铁本遭遇潜规则

　　铁本被称为宏观调控“第一案”，在其查处之后不久，宝钢成功与世界前两大钢铁公司三方合资，武汉钢铁集团投资超过200亿元的几个项目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批。

　　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决议报告把非公有制经济从以往“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修改为“重要组成部分”。7年后，民营钢铁巨人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倒下。

　　铁本之死看似偶然，原本去调研高尔夫球场和大学城占地问题的新华社记者，偶然发现了长江边上大兴土木的铁本。那是2004年年初的中国，厉以宁正在与吴敬琏探讨：重型化阶段是否在中国不可逾越。但决策层对宏观经济已经形成共识，一场宏观调控正在酝酿之中。新华社记者的内参只是一个导火索，彼时的铁本掌门人戴国芳怀揣着钢铁梦想，“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铁本扩建项目一改再改，好像当年巨人大厦不断加码的楼层一样，项目规模从占地2000亩提高到9379亩，工程概算106亿元。政府的鼓励使得固定资产仅为12亿元的铁本，从银行获得43.99亿的贷款。

　　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派出调查组奔赴常州。4月底，新华社发出联合调查组对铁本作出的五大问题报告，《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调查处的铁本成为宏观调控“第一案”，铁本掌门人戴国芳被捕。不过，两年后他获刑的罪名却是“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我们又一次见证了中国企业家的“法罪错位”。

　　铁本倒下之后没多久，宝钢成功与世界前两大钢铁公司三方合资，武汉钢铁集团投资超过200亿元的几个项目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批。“民营企业一定要清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今天回望倒下的铁本，这些话听起来那么的现实，却又是那么不符合11年前的有关决策。(文_韩巍)

　　27，潘宁：“光荣退休”

　　潘宁的科龙生涯不禁让人扼腕，但在经历产权改革的一批企业家中，他还算是幸运的。

　　从1984年DIY出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始到1999年黯然离开科龙，潘宁15年的艰苦旅程又回到起点，但是他身后却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家电帝国。

　　从依靠镇政府的9万元和雪花冰箱厂的技术制造出第一台冰箱起，身为容桂镇工交办公室副主任的潘宁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1984年10月珠江冰箱厂成立，产品品牌是“容声”，潘宁出任厂长；到1992年时，容声冰箱年产量已经达到了48.34万台，摘得“冰箱产销量第一”的桂冠。那句著名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便是在邓小平参观珠江冰箱厂后提出的。

　　不过，与那个时期大多数企业一样，潘宁一手养出来的“孩子”在产权上隶属于镇政府，他想要为珠江冰箱厂正名，为自己正名。于是1994年潘宁将企业变更为科龙电器，试图将科龙的品牌归企业所有，逐步淡化企业头上的“国”字号，然而这个举动势必引起政府注意，两方的合作共赢的关系开始瓦解。即便是1996年科龙在香港上市时，镇政府的实际控股地位依然没有改变。1997年，科龙被香港《亚洲货币》杂志评为中国最佳管理公司和中国最佳投资者关系公司，俨然是中国制冷业乃至家电业的希望之星。

　　1998年风云突变，科龙突然宣布潘宁辞去公司总裁职务，而此时他正转战各地考察着科龙下一步的收购对象。潘宁的科龙生涯不禁让人扼腕，但在经历产权改革的一批企业家中，他也许是幸运的。就像他对媒体发表的最后一段讲话中所言：“好多知名的企业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没有后继力，还有的犯了错误，极个别的上了刑场。像我这样干到65岁的企业家，屈指可数。我光荣退休，确实好荣幸。”(文_闫婷)

　　28，理想主义者孙大午

　　很难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他犯了什么“罪”，“如果这也是犯罪，那只能说这个法律有问题”，某法律界人士评说。

　　很难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孙大午犯了什么“罪”，在经济学家茅于轼看来，那场非法集资甚至都“没有受害人”存在。法学界不少学者也在纳闷“如果这也是犯罪，那只能说这个法律有问题”。可这个罪名给孙大午带来的是结结实实的3年有期4年缓期徒刑。

　　1985年孙大午2万元盖起的小型养鸡场，10年后成为了国家工商总局评选的全国最大500家民营企业，次年又成为河北省的“养鸡状元”，两次荣誉为大午集团赢得了企业仅有的430万元的贷款，随后向银行融资贷款的大门就对这家企业紧紧关闭了，尽管懂“规矩”的孙大午也上下疏通过，可遇上拿钱不办事的也是无计可施。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在孟加拉搞小额信贷的尤努斯。他向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而孙大午向农民吸纳小额借款，他的民间借贷从借粮食起步，饲料厂要发展就向农民借粮食，村民6个月内可以任意支取，从大午集团换的粮食价格随高不随低，被称为保值的“粮食银行”。6个月后如果不取走，这笔钱就成为大午集团的借款。对大午集团的信任使村民们放心把存款交给大午集团。从1996年开始，大午集团这样做了7年，没有一起纠纷，大午集团发展成固定资产上亿元的企业，吸收的民间贷款也超过千万元，直到孙大午被捕。

　　2007年11月，有人安慰4年缓刑期满的孙大午说：别以为你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大声说出来，你要学会等待。2008年，从紧的货币政策，新实行的劳动合同法……民营企业如何融资、怎样发展又开始让人忧心。在北京大学5月的一场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孙大午大声说“很多立法，企业家没有参与，也没有发言权。民营企业家要团结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台下欢迎他的是一片掌声，他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即使等待，他也依旧积极。(文_韩巍)

　　29，李经纬：中国体育营销之父

　　他的天才之处，是在那个年代就想到了利用体育运动来推广一款横空出世的饮料。

　　1983年，体委干部出身、时任三水县酒厂厂长的李经纬，就想到了利用体育运动来推广产品。他首先找到研发出某种运动饮料配方的研究员，然后苦思冥想出“健力宝”这个名字，又请县里的广告公司设计出一个新商标。这个屈体收腹的运动员标志，在当时的中国商品中简直是石破天惊。1984年4月，在亚洲足联的广州会议上，李经纬抬出了200箱光鲜亮丽的健力宝，引起了一阵惊叫。6月，健力宝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选饮料。随着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健力宝也获得了非凡的号召力。此后15年间，它一直是“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健力宝的崛起，带动“珠江水”和“广东粮”的北伐。

　　不过，李经纬的收场让人扼腕。2002年1月，三水市政府向28岁的张海控制的浙江国投转让健力宝75%的股份。第二天，李经纬“含泪仰天”的照片被刊登在各大报刊上，观者无不为之动容。李无法理解，为什么政府宁可把企业售于素不相识的外人，也不卖给为此呕心沥血了一辈子的自己。而他的厄运还没有到头。此后他突发脑溢血，并一直卧病在床。10月中旬，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决定，以涉嫌贪污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而健力宝自此也元气大伤，风光不再。(文_卞习业)

　　30，“毛派”企业家 宗庆后

　　如果考虑到宗庆后是跨越“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三个时代的过来人，那么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他身上的尴尬和不协调。

　　随着“绿卡门”、逃税事件的一一曝光，宗庆后的公众形象再一次下滑。娃哈哈与达能的风波仍未结束，人们眼中的合资典范，就这样成了一场商业闹剧、法律诉讼和个人攻击。

　　不过，从商业经营的角度看，宗庆后的确是个“大师级人物”。他建立了应对中国商业批发体系缺陷的“娃哈哈联销体”，他实施了以中央电视台为主体的广告密集轰炸，他始终把市场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市场，建立深厚的基础。

　　在饮料市场竞争之外，宗庆后也在另一个战线奋斗。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政策对民营经济和私有产权的承认，和许多企业家一样，宗庆后也在寻求界定此前模糊的产权边界。娃哈哈的前身，按1987年杭州市计委的批复是“全民校办企业”。1993年初成立娃哈哈美食城股份有限公司，是宗庆后的在产权界定方面的首次努力。美食城有很多内部职工参股，但美食城上市不顺。幸运的是，此后的政策变化让娃哈哈集团的“隐秘改制”迅速实施，1999年，娃哈哈集团改制为国有股占51%，企业经营者和职工股 49%，宗庆后终于明晰了自己的产权利益。

　　但在与达能的产权争夺战中，宗庆后却没那么幸运了。达娃纠纷，从根本上，源自两种不同时代的价值取向所引发的持久冲突。如果考虑到宗庆后是跨越“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三个时代的过来人，那么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他身上的不协调和尴尬。

　　《出轨》一书将宗庆后称为“毛派企业家”。“宗庆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销售战略、个人集权而高效的管理风格，再包括经销商、下属们的顶礼膜拜以及充满战斗精神的话语风格，都充分证明了这位企业家深得毛主席理论的真传，并且同样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对于年逾花甲的宗庆后来说，“达娃之争”终究是一出悲剧。如果无法真正超越他的成长年代，宗就可能成为“历史的人质”。(文_卞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