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唐德刚曾把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转型比作穿越“历史三峡”。从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秦汉以来未有大变的社会模式维持不下去了，中国由此经历了一百多年惊涛骇浪的社会转型。唐德刚说，“历史三峡”终有通过之日。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在喝彩声中，中国人就可扬帆直下，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洋了。

　　回看过去30年，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何尝不是在过三峡呢？走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倒把、不务正业… …是30年前人们对年广久、鲁冠球、吴仁宝、温州八大王等人的蔑称。而今天的创业者，既不用担心“打击投机倒把”的运动，也无需考虑“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从创业开始，他们就生活在弗里德曼所谓的平坦世界里，一边是汹涌的海外资本，一边是庞大的中国需求。从网络精英到光伏新贵，中国也有了自己的车库英雄。

　　当然，每一代创业者必须承担起不同时代的使命。就好像商业的长河已经穿越三峡，逐渐进入开阔的太平洋。在那里，我们会和亚洲以及全球的商业力量进行较量。下一次的比拼，更注重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是一个更为激动人心的旅程。

　　壹

　　若要选取1978年的企业家，再没有比邓小平更合适的人选了，而他领导的企业，正是“劫后余生”的中国。这一年年终的美国《时代》，将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并用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邓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题为《一个崭新中国的多样愿景》(Visions of a New China)。

　　没错，愿景，这个日后被管理学界频繁炒作的词，正是《时代》颁给邓小平和中国的荣誉。在思想界的真理检验标准大讨论、政治领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外，邓小平为中国的经济描绘了哪些愿景呢？10月22日，他出访日本。这位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在印刷厂当过工人的中国领导人，在半个世纪后又一次走进了资本主义的工厂。他先是参观了东京的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在大阪考察时，还专程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会见“日本经营之神”、83岁的松下幸之助。此次考察，促使松下幸之助在第二年飞访中国，并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技术协作第一号”。这一示范带动一大批日本公司蜂拥而至。

　　访日之后，邓小平旋即访问新加坡。让李光耀意外的是，邓对新加坡的经济制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讲中，邓小平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

　　而在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1979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引进外资、开辟新阵地，或许是邓小平在当时为中国这一巨型企业谋划的发展战略。而在江浙和其他旧思维束缚最薄弱的地方，一些日后的企业家也在呼应这一创业的激情。世界上仿佛存在着某种神秘力量，它让身处异地的人们有着同样的冲动。这些想法一旦开始传播，就具有某种蛊惑人心的力量，让本来理性的人作出奇怪的举动。

　　1978年，中科院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激动不已。饱尝“割资本主义尾巴”言论洗礼的人们，和柳传志一样，知道中国社会“气候真是要变了”！在四川，刘永行三兄弟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数线。但是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而没有被录取，兄弟三个一怒之下办起了一个养殖场。

　　在温州，13岁的南存辉因贫穷而不得不辍学，他成了一个走街串巷的补鞋匠。“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我就凭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6年后，这位修鞋匠在一个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开关厂。20年后，他创办的正泰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

　　而在江浙农村，一些不安分的人甚至行动得更早。早在1969年，华西村的吴仁宝就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为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胚胎。在浙江萧山，鲁冠球也在1969年左右，凭着东借西凑的4000元，带着6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并自任厂长。从收购废旧钢材、为周边公社提供饲料机上的榔头开始，到1978年，他的工厂竟已有4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

　　走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倒把、不务正业……是30年前人们对刘氏兄弟、南存辉、鲁冠球、吴仁宝等人的称呼。而今天，这样的冲动被称为创业和企业家精神，或者统称为赢的激情。据考证，《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企业家”这个名词是1987年，它第一次出现在《辞海》上的时间是1989年，之前，他们都被称为厂长或经理。从一种职务、职能上升到一种精神力量，中国人一步步领会到商业和经济的最终推动力。

　　贰

　　再重要的角色，也无法脱离舞台而表演。一旦把视野放大，我们便能发现，置身于不同背景的企业家，承担着不一样的历史使命。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进步，可以放到两个坐标系里观察。一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走过了与东亚四小龙类似的产业升级路径；而另一个参照系，则是前苏联与东欧，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脱胎换骨。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经影响过一代中国学者，并多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转轨战略”的激烈辩论中，许多人按速度快慢将改革分为激进和渐进两种，而科尔奈则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论框架及两种基本战略：战略A，或称有机发展战略，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创造有利条件，使私有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战略B，或称加速私有化战略，则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尽可能快地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打个通俗比方，战略B侧重于将原来的大饼重新分割，而战略A则关注于造出更大的饼，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将之概括为增量改革。

　　从匈牙利到捷克、从俄罗斯到越南，各国的转型经验表明，战略A能够促进资本积累、培育企业家阶层和加速市场制度形成；而战略B却可能形成被一小撮寡头控制的无规则市场。

　　我曾采访过普京的首席经济顾问 —— 伊拉里昂诺夫(Andrei N. Illarionov)，他也比较认同这一观点。记得在总结俄罗斯的改革教训时，他说：“关注重新分配财富，而非创造新财富，这完全是计划经济思维的翻版。”当时俄罗斯正在进行的一场大讨论——关于“实物地租”(natural rent)的重新分配。无论是左派还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都在争论石油、天然气等产品该如何分配和再分配。有人认为，应该把这些自然财富重新分配到正确的公司、正确的地区和正确的人手中。伊氏敏锐地指出，这种讨论本身就是错误。因为讨论集中在如何重新分配已有的财富，而不是如何让人们发挥企业家精神，创造新财富。

　　致力于创造财富，或者更关注重新分配，这一争论不但发生在国家的重大转型策略上，也会造就不同的企业家群体。对比而言，俄罗斯的剧变，催生了攫取垄断资源的诸多寡头，而中国的渐进转轨，则让一些目光远大、坚忍不拔的企业家，终于修成了正果。

　　其实，战略A和战略B的分野，也可引申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两类创业：一是在体制外发掘机会，一是从体制内改革。

　　无论是出身于乡镇企业的鲁冠球、吴仁宝，还是来自校办工厂的宗庆后，或者从科研院所脱胎的柳传志，他们都是在国有体制的边缘长大，也从未想过分国有资产的一杯羹。而脱胎于集体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厂长、经理，则面临更漫长的考验。从健力宝的李经纬、科龙的潘宁，到长虹的倪润峰，一旦他们将精力投注在创造新财富上，荣誉和认可接踵而至，而一旦他们将目光停留于既有财富的划分时，命运则悄然黯淡。今天的人们，用所谓的法罪错位、企业家的“原罪”来解释他们的遭遇，但谁都无法否认，在以变革创造财富的旅途中，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企业家，曾被一种创业的激情附体。

　　叁

　　喧嚣的媒体，让人迅速成名、迅速遗忘。翻开历史，“温州八大王”和“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的群体沉浮，或许可以折射出创业之艰难，命运之叵测。

　　1980年代初期，交通不便的温州曾突发走私狂潮，走私渔船偷运来的服装、小家电、小五金，促生了中国第一代的商品集贸市场。在乐清的柳市等地，相继出现了一些专业的制造作坊，那些较有规模者在当地被冠以“大王”的称号，如电器大王胡金林、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线圈大王郑祥青等等。1982年，风云突变。胡金林遭到公安部的全国通缉，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与他同时遭此命运的还有七个柳市工商户，这便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

　　时至今日，这些人境况凄凉。“矿灯大王”程步青被公审判刑后，举家在柳市已无法立足，其父母兄妹被迫流离他乡。程步青出狱后，便去了上海做生意，后不知所终。“旧货大王”王迈升，在1995年病死于肝癌，时年50岁。“八大王”中，日后稍有成就的是“电器大王”郑元忠。1990年代初，他成了温州大学年纪最大的学生，毕业后创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

　　因政策变幻而遭殃的八大王事件，在今日中国已不可想象。而“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的今昔，则反映了国有体制内厂长经理的命运变迁。

　　1988年4月2日，20位企业家荣获由国家经委授予的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他们清一色是当时各省因为承包制而出名的厂长经理。这是他们第一次被称为“企业家”，据入选的青岛第九橡胶厂厂长汪海回忆，当时能不能用这个称呼，社会上还进行过一次激烈的争论。

　　15年后的2003年11月，幸运者在杭州聚会。人们发现，20人到此时是“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抓的抓，退的退”，仍在企业家岗位上工作的，只有杭州青春宝的冯根生、青岛双星的汪海以及烟台港务局的朱毅三位。有三位后来成了官员，当得最大的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厂长陈清泰，他任过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属副部级官员。山西潞安矿务局局长尚海涛在1995年被调任煤炭部总工程师。

　　入选“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的20人，没有一个最后完成了企业产权的清晰化改造，到2006年，一半企业陷入困境或已经消失。当年知名度最高的是河北的马胜利，1995年他被免职后，不得不去开包子铺以维持家用。

　　今日的创业者，对马胜利、步鑫生这样的名称早已隔膜。他们既不用担心“打击投机倒把”的经济逆流，也无需考虑“侵吞国有资产”的莫须有罪名。在信息、资本全球化的平坦世界，他们和美国资本、欧洲技术、中国市场天然对接。从互联网英雄马云、丁磊、马化腾，到光伏新贵施振荣、彭小峰，从创业第一天开始，他们就和惠普、戴尔、苹果这类美国车库英雄站在同一剧情里。想象力、创造力才是今日故事的主旋律。

　　1987年，彼得 . 德鲁克发表了他著名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在书中，他指出，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企业家经济”的时代：企业和企业家正成为美国经济成长的动力之源，“企业家经济”的出现，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富希望的事情。不到20年，中国也走入了同样的时代。● (文_黄锫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