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目前内需无法提振不是政策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失衡”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燕京华侨大学校长，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

　　中国过去30年成功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现代化第一次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突飞猛进，超过过去几百年，上千年，为什么成功？

　　答案不仅仅是我们采取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和大方向相结合的重大的制度创新。而这些制度创新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符合自己特点，又符合世界潮流的。对此我总结了4个方面：

　　第一，我们的对外开放使我们充分地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同时争得了和世界最高水平的对话权。这和我们坚持以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主权出发，同时又采取经济特区这样一些渐进式的创新制度有关联。

　　第二，我们选择了渐进式的市场化道路，避免了很多转轨国家出现经济中断、停顿甚至倒退问题，同时我们采取的是有限的私有化。

　　第三，是和二元结构相关联，农村联产承包制最初从温饱问题出发，实际上解放了农民，农民走向非农产业，搞乡镇企业，几亿农民进入城市，带来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中国也获得了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这是我们30年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四，在中央集权下面的地方竞争，地方政府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地方有限公司，综合地使用资源，解决产权不足的替代问题。同时在劳动和资本高度流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行政调控缺陷受到了抑制，由于替代了产权，所以地方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非常重要的原因。

　　正是上面4个特点使得中国取得了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但这种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不能被别人复制，也不能被我们自己复制到今后的30年中去。

　　这次金融危机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醒我们，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能够再持续，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救急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走势。从改革上来说，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已经遇到真正的利益障碍：能源价格改革、产权改革等等。应该说，在市场化和产权改革方面，我们的回旋余地都比较有限。

　　从现在来看，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内需不足。即使度过危机，客观环境也不支持中国目前6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继续上升。目前内需无法提振显然不是政策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失衡。

　　最大的缺陷和失衡是什么？那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我们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后端，但是城市化还在初期阶段，中国真正户籍人口城市化水平是28.6%，严重偏离了世界一般水平，这是我们现在内需不足的基本原因。对此，我们必须进行重大的制度调整、制度创新。

　　外界希望中国就此实现土地资本化，从而创造中国内需。但我认为，这并不现实，相反会造成重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真正的农民的宅基地价值非常有限，根本不能成为他们手中的资本，如果实行所谓的土地资本化，反而使得他们将失去最后一个生存保障。因为一旦在城市中失业，农民工就无家可归，社会因此将陷入不稳定。

　　因此我认为，城乡统筹的龙头是，或者说应该是农民工及其家属城市化或者说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而城乡统筹的关键，应该是降低城镇化成本，降低农民进入城市、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的门槛，这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