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改革发展的健康方向是公平加效率”

　　今天讨论三个问题。为什么从价值观上讨论改革？中国改革是不是正义的？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值不值？

　　在改革走了30年之后，突然把讨论回归到基本问题，比如劳动价值论，什么是劳动？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公平等，为什么呢？从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几乎所有重要的文件都是从基本命题开始讨论，就是说改革开放走了30年，人民要开始审视、反思这个制度变迁是不是正义的？是不是进步的？人民也对种种历史资料产生讨论、产生分歧，所以成为了热点，这就是30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从价值问题上讨论改革的价值取向，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用什么标准衡量这30年？这30年的变化是不是正义的？是不是进步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衡量，如果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的话，最根本检验这种变革进步性和正义性以及正当性就在于它是不是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生产力；就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不是空前地比其他任何时期，比其他任何制度都现实解放和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按照这个标准检验，我想不难证实，也不难证伪这30年中国改革开放根本的进步性。从经济增长来说，截至2007年，中国GDP总量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了将近15倍；平均GDP的水平比1978年增长了将近11倍，这个速度和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历史总是相对的，但对经济增长来说，确实是空前的。

　　再来看看这30年的发展和增长，我们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很多人在怀疑，特别是今年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对亚洲的奇迹，包括中国增长代价提出很多的经济学实证分析，他认为，中国包括整个亚洲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而不是建立在要素效率的提高，因此很难持久。

　　但从现实来看，这种论调并不符合中国现实国情。从三个层面来看，中国的增长确实有效率的提高。第一是体制因素，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这30年确实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资源从更大程度上，从行政国有控制领域向竞争性市场转移，程度越大意味着效率越高。第二是结构因素，中国产业的巨大结构性变化，使资源不断从低效率领域和部门向高效率的领域和部门转移，转移程度越大，表明结构效率越高。第三是要素效率，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过程当中，劳动和要素效益都在显著地提高，全要素效率的各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确在显著地上升。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实现这一切所付出的代价值不值？其实最大的社会代价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公平目标受到了多大伤害？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和进一步发展，如果是健康文明的，要紧的是把效率和公平目标很好地统一起来。董辅礽先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社会主义就是公平加效率，对此我非常赞同。能够处理好公平加效率，那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十七大也特别讲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完全同意这个命题，但是我想加一句，只有救中国，只有发展中国才是社会主义，中国有希望，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因为毕竟只有我们一个国家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主要学术活动领域包括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转型经济中的产权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