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基会国有NGO的进化

　　——对话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

　　张 恒／文

　　汶川地震，突然让各路非政府组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让更多的老百姓熟悉了一个新词：NGO(非政府组织)。许多人惊讶地发现，原来经常听到的红十字会、红十字基金会、扶贫基金会等都是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府部门。的确，一直以来，对于这些“国字号”的组织，从来鲜有人能真正明白他们的身份。近日，长江商学院EMBA11期学员、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接受了《长江》的采访，向我们阐释这些最近备受关注的问题。

　　两个“国字号”NGO？

　　王汝鹏告诉《长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由国务院直接联系，其行政级别为部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进行管理，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和行政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由政府拨款。红十字会经费的主要来源除了会员缴纳的会费、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外，还包括政府的财政拨款。在管理模式上，各级红十字会理事会由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理事会向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

　　而另一个大家熟悉的NGO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简称中国红基会)，它和中国红十字会是两个各自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社会公益组织，但人们常常将之混为一谈。中国红基会是一个公募基金会，其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和行政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没有政府拨款。王汝鹏告诉记者，中国红基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具有隶属关系。与国外及香港地区不同，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包括公募基金会)在民政部门登记时都需要有一个主管单位，如民政部是中华慈善总会的主管单位，团中央是中国青基会的主管单位。中国红十字会就是中国红基会的业务主管单位。国外或香港地区的民间组织在成立时不需要挂靠在哪个单位下面，比如说在香港要成立一个NGO，去登记注册就可以了。

　　事实上，以NGO发展较为迅速和成熟的美国为例，其拥有慈善、教育、文化、艺术、环保、宗教、工会等各种类型的NGO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美元，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其中，慈善、宗教、教育、环保类的NGO约为55万个。这就意味着，美国老百姓不仅是NGO组织的最大“金主”，同时也是这些组织的主力参与者。

　　而目前在中国，要成立一个基金会，无论是公募还是非公募，都必须要有一个主管单位，否则就不能获准登记。

　　虽然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基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但其宗旨并没有太大区别。“它们的宗旨和理念是基本一致的，都是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都是致力于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都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和社会进步。”王汝鹏介绍说，“红十字会的工作领域要大一些，红基会的工作领域要小一些。我们是基金会，顾名思义，基金会就是以募款为主要目标，设立各种专项基金，来支持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开展人道救助工作，募款和资助是我们的主要工作。”

　　当然，中国红十字会也要接受捐款，一般主要针对突发的重大自然灾害(如海啸、洪水、地震等)，根据灾情程度对国内外发出募捐呼吁。还有一些业务工作，比如说义务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救灾备灾、红十字青少年、紧急救护培训等，还包括发生武装冲突时开展战场救护、查人转信等。

　　信任之困

　　在任何国家，政府都是应对灾害的中坚力量，这一点毋庸置疑。一些社会学家认为，NGO组织应当存在于政府行为的盲点区域，而不是喧宾夺主；NGO组织是非政府组织，而不是“反政府组织”。即使美国早期的慈善组织，如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也不是出于对抗政府的目的成立的，相反，它们正是企业家或资本家们出于一种财富和宗教上的原罪感而产生的机构。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把钱直接捐给政府还是NGO组织，都不会造成双方此消彼长的困局。

　　那么哪种捐赠方式更具效率？中国的GDP年年递增，富豪榜更是年年刷新，但在国民财富激增的同时，为什么我们只能靠突发的巨大灾难来挖掘出心底潜在的慈善意识？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国人的慈善意识依然相对薄弱？有评论家认为慈善是西方人的发明，中国文化缺少这种基因。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曾与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讨论中美慈善捐款的比较。威茨告诉徐永光，在美国的慈善活动中，华人总是最热心的捐赠者。“看来中国慈善捐款少的原因，不在文化层面。”徐永光表示。

　　那么中国慈善之困到底为何？其实答案很简单，说到底还是一个诚信问题。并不是说国内的NGO缺乏诚信，只是我们在制度上还显得稚嫩。于是，呼声很高的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走进了这些被质疑和诟病的NGO。无疑，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被认为是推动NGO走向公开、透明的必要条件，捐赠者的知情权被尊重和满足是NGO组织的生存底线。

　　据王汝鹏介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主动邀请中维会计师事务所提前进驻中国红基会，直接参与对“5?12”地震救灾捐赠款物接受和拨付的过程监督和后期的审计工作。中维会计师事务所是经民政部招标指定的负责基金会年度审计的社会审计机构之一。在此之后，国家审计署派出的审计小组也入驻中国红基会，对接收的“5?12”大地震社会捐赠资金和物资进行跟踪审计和监督。“政府审计机关和社会审计机构相继入驻中国红基会，提前介入对救灾捐赠款物的跟踪监督和后期审计，体现了政府对捐赠款物监管的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此举对红基会来说是双保险。”王汝鹏说。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已宣布国家审计署和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将介入审计工作。

　　与民间NGO合作

　　审计和制度化管理得以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面对庞大的受灾人群，这些国家级的NGO如何在宏观把握的同时，将细节做好，将救助的效率提高。降低救灾和灾后重建捐款使用的损耗率，这个问题已经横亘在他们面前。

　　以美国为例，由于其社会分工的高度发达，NGO组织里的成员大多是各个行业里的专业人才，审计也许是来自德勤会计事务所的高级会计师，基金募集者也许是华尔街的专业投资人士，救护成员则很有可能来自加州的某家私立医院，品牌推广可能是国际知名营销大师。总之，分工的专业保证了组织运转的专业，而这又是效率的根本保证。

　　“红基会已经拿出2000万元的捐款向社会公开招标，资助其他民间公益组织，或者专业的公益服务机构来开展灾后重建。现在我们接受的捐款绝大部分的资金要用于灾后重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起码要三五年的时间。” 王汝鹏说。

　　灾后重建分为两个部分，硬件部分：对垮塌、毁损房屋的农户、农民提供资助。国务院将这项任务摆在第一位。“中央财政每户补1万元，地方财政补一部分，红十字会用社会捐款对部分受灾农户每户补1万元到1.5万元，农户再自己筹一点，这样凑起来，可帮助灾民尽快恢复重建，保证入冬前有房子住。”王汝鹏表示，红基会将40%的捐款用于资助农户重建家园；30%的捐款援建毁损的中小学；25%的捐款援建毁损的医疗设施，如乡村的卫生院和卫生站。还有5%用于软件方面的重建项目，这也是红基会未来的主要工作。

　　“我们所说的软件建设，比如说心理干预，遭受这么大的灾难，人们心灵的创伤实际上是很深重的。”王汝鹏表示，像心理救援、家庭关爱、母婴服务、孤残救助，还有一些社区服务，这些都是灾后重建的内容，必须引起重视。因此，中国红基会拿出2000万元向社会公开招标，资助一些有专业精神和服务能力的有公信力的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去开展软件方面的灾后重建。

　　这种招标民间NGO的做法，在中国公募基金会之中是开先河之举。王汝鹏告诉记者，“这是我们的公益创新，虽然在国外并不少见，但对我们而言，就是试验田的性质。成功与否现在不好说，但这种做法和理念还是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能够公开招标，通过平等竞争选择优秀的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开展合作，共同为灾后重建提供公益服务，实现公益资源的优化组合，使筹集到的善款能更加合理有效地用于灾后重建，这在中国公益史上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举措。” 南都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对红基会的这次行动如是评价。

　　的确，过去公益组织之间一直是各自为战。而此次灾后重建也将公益组织凝聚起来。公益组织之间的横向联合，应该成为一种趋势，这将使各个NGO的专项职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使慈善工作更有效率。王汝鹏说，“这个事能不能做好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在实践当中探索，不断总结NGO间开展公益合作的经验。我想这应该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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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简称中国红基会)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管、经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其宗旨是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致力于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目前，中国红基会主要实施两大系列的公益项目：一是助医领域的“红十字天使计划”，一是助学系列的“博爱助学计划”。

　　“红十字天使计划”是2005年8月以来中国红基会推动的重点公益项目。目前，“红十字天使计划”已经初步形成包括援建乡村博爱卫生院(站)、培训乡村医生、开展贫困农民和儿童大病救助三个方面内容，直接捐资救助和资助设备通过定点医院免费治疗救助两种救助模式，大病救助种类包括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脑瘫、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唇腭裂、目盲、聋哑、癌症、心脏病、城市亚健康等十多个病种。

　　“博爱助学计划”主要目标是帮助贫困地区农村改善教学条件，资助贫困家庭孩子上大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为：援建博爱小学；捐赠博爱电脑教室；捐赠“红十字书库”；设立博爱助学金资助贫困家庭孩子上大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