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领域要推行开放与竞争

　　公共服务领域要推行开放与竞争

　　李昌平／文

　　汶川大地震激发了国人的大爱大善，社会捐款估计会超过300亿元人民币。大灾大难很快会过去，但大爱大善未必能留下。

　　我国是个多灾国家，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迫切需要完善制度，甚至需要立法。中国更需要改革社会发展体制，激发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真爱和真善。有真爱和真善，社会才有真正的和谐。

　　我们常常能看到，学校组织小孩子捐款，下达指标，小孩子找妈妈要钱去捐款，尽管妈妈没有钱，借钱也要捐，因为怕孩子在学校受歧视。组织小学生捐款不是真爱、真善，是逼爱、逼善。小学生没有收入，不应该提倡小学生捐款，应该鼓励小学生利用周末时间为公益组织募款。

　　领导号召干部职工捐款，正处500元，副处400元，正科300元，以此类推，员工不能不捐，更不能超过领导。这不是真爱、真善，是被计划的爱、被计划的善，或者是SHOW爱、SHOW善。领导干部、职工、市民，应该找自己信得过的公益组织捐款，捐多少不必参照领导，应该随自己心愿。没钱捐，可以做义工；没时间，可以献血。

　　在大灾难到来的时候，中国大地到处固然有真爱，真善，却也不乏逼爱、逼善，或SHOW爱、SHOW善；或计划爱、计划善。当大灾害远去的时候，面对天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苦难，许多人视若无物，甚至“牺牲别人、幸福自己”。其实，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就私和恶，中国需要创新社会发展体制，以弘扬中国人的内心实处的真爱和真善表达，让真爱真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首先，中国要建立起众多社会主体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的社会发展体制。企业是经济建设的主体，企业为积累经济资本而竞争，这样经济才会繁荣；NGO是社会建设的主体，NGO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这样社会才会和谐。中国只许红十字会、慈善总会、青基会等5家社会组织(NGO)具有筹款资格，当地震等灾害出现的时候，全中国只能将钱捐给这5家由政府任命领导人和由政府发工资的NGO——二政府，善款捐给其他的组织是非法的。这种垄断性公益，既不利于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5家公益机构通过竞争、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和质量，从而积累公信力、并调动全社会力量持续参与和谐社会建设；也不利于政府从“社会全能体制”——“大政府、小社会”体制中解放出来。

　　大地震是不常有的，但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是非常复杂多样和无所不在的，社会需要很多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承担起服务社会需求、消化社会问题的责任。社会组织的成长，不是靠政府培养的(更不可由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政府需要创造所有社会组织平等竞争的环境，使一些社会组织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长为服务能力强和有公信力的社会建设主体，另一些社会组织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掉。竞争，迫使众多社会组织改善管理，公开财务接受社会监督，并为社会提供精益求精的服务——积累社会(资本)公信力，以获得更多的社会善款为社会服务，形成社会组织不断发展与社会更加和谐的良性循环。有了众多有服务能力和公信力的社会组织，才能把社会的善心和善款用好。

　　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香港慈善机构援建的6所小学没有倒塌，这是奇迹。但这不是偶然的，是因为香港慈善机构在竞争中炼就了精益求精的社会服务能力，并依靠精益求精的服务能力积累社会公信力，从而获得善款而生存。如果香港慈善(公益)机构援建的学校是豆腐渣工程，这些慈善(公益)机构未来就很难存在下去了。一个社会有了很多值得信赖的慈善(公益)组织，持续为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不仅仅在大灾大难时候)，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和企业的爱心才可以托付，“社会问题社会办”才能落到实处——真爱、真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就是香港成为慈善之都、和谐之城、财富管理中心的道理。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随着无数为积累经济资本而竞争的企业——市场经济建设主体——的出现，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也解放了“苏联模式”下的“经济全能政府”；同样的道理，只有无数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的社会组织——社会建设主体的出现，才能创造中国社会和谐的奇迹，“苏联模式”下的“社会全能政府”才能获得解放。只有经济资本积累竞争和社会资本积累竞争同时存在，中国才有可能建设成为一个既富裕又文明的大国。

　　其次，中国要建立起政府部门与NGO合作或竞争的社会服务体制。如果准许众多的NGO提供社会服务，就对某些提供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构成了比较，只有这样，政府部门才有改善服务的压力，这是竞争；如果某些NGO提供的社会服务特别专业、特别好，政府可以购买这些NGO的社会服务，这是合作。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的竞争或合作关系，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基础，政府和社会都会变得有效率。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市场都有效率，这个国家财富一定增长很快；当政府和社会都有效率，这个国家一定很和谐，并留得住日益增长的财富。只有财富不断创造、并留得住财富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强大的国家。

　　再次，要建立让公民在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之间有选择权的公民管理体制。“社会全能政府”并不必然愿意和社会(公益)组织之间合作或竞争，这要依靠法律赋予公民在政府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之间的选择权。如果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比社会(公益)组织好，公民就会多缴税，少捐款；如果社会(公益)组织提供的服务比政府部门好，公民就多捐款，捐款应该抵扣一定比例的税款。当然，前提是有众多的在竞争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公益)组织可供公民托付善款。公民的选择权至关重要，对政府和公益组织都构成压力。多捐给“红会”和“绿会”，“黑会”、“蓝会”有危机感；多捐给“黑会”和“蓝会”，“红会”和“绿会”有危机感。公民缴税后，授权人民代表监管政府善用税收；市民捐款后，直接参与公益组织所得善款的使用和监管，使善款得到善用。

　　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全面开放了，“政府经济全能体制”已经革除了，GDP增长不断创造奇迹；但社会还没有全面开放，“政府社会全能体制”还没有触动。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社会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汶川大地震，应该把中国人震醒了！中国迫切需要像创新经济发展体制一样，大刀阔斧创新社会发展体制。

　　让大灾大难过去，让大灾大难激发出来的大爱大善留下，更期待真爱真善与中国随时随地同在。

　　(作者为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顾问，因篇幅限制，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