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一个总体方案(4)

　　经济观察报：两种模式的改革重点必然不同。

　　周天勇：是的。我们改革的重点将是那部分阻碍投资、创业、经营、就业等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是要发展经济、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包括：将目前还带有计划、行政、生产建设色彩的政府转变成公共服务型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大幅度地减少阻碍经济发展、降低办事效率和产生寻租腐败的行政审批、许可、收费和垄断；理顺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的财政税收和事权关系，不仅要划分各级地方的收入，还要明确各级地方应当负的责任，既避免中央财力分散没有权威的情况发生，也要避免收钱不干事和干事没有钱、使基层加重农民和企业负担、百姓和企业怨声载道的局面出现；改革县和县以下政治体制，取消乡镇一级政权体制，压缩县一级政权体制的机构和人员，从而减轻农民和企业的负担。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看，重点需要建立的体制有：修改和完善《预算法》，起草、制定和颁布《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从而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抑制吃“皇粮”机构和人员的膨胀；确定市县两级主要领导政绩考核指标、方式和程序，促使政府行为以民为本、注重实效；规范法律和法规形成的民主化程序，防止政府有关部门将部门、处室和个人权力、利益通过法律和法规合法化，形成寻租腐败、阻碍经济发展和低经济效率的条件及体制。

　　经济观察报：总结起来，你们的重点是改革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以解决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

　　周天勇：因为这是当前最核心也是最迫切的，现在创业太难、就业太困难，造成创业就业难的关键，就是政府审批、注册、登记制度和乱收费、乱罚款、乱执法，这些现象后面都是政治体制问题。设机构怎么能让他们乱罚款？这是行政体制的问题，行政体制问题背后则是财政体制不科学，财政体制问题的背后则是人大和财政制约问题。

　　改革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难度也挺大。但是不改肯定不行，只有改革这些体制，使很多人能就业，社会收入提高，老百姓富裕，再慢慢地推动其他民主政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逻辑关系。

　　政治体制改革要有阶段性目标

　　经济观察报：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难以推进，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存在风险，让决策者难下决心；一个是因为现在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反对进一步的改革。

　　周天勇：任何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和不同程度的风险。不改革，没有改革的风险，但是有不改革可能积累的风险和危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有着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时间要求，有着很强的时间压力，所以必须抓紧时间、缩短时间和赶超时间。

　　至于特殊的利益集团，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单就收费罚款而言，2007年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收费罚款就达到16000亿，工商、城管、质监、一部分交通行政、医药食品监督、卫生防疫等等，都靠这个吃饭，财政一揽子解决，可能没有那么多财力，只能一年解决一两个部门，你撤销这些部门把他们赶回家也不可能，只能慢慢来，光消化这些靠向管理对象收费过日子的人得消化多少年？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因为难度太大。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一个总体的方案。

　　经济观察报：80年代中期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还有许多不同的总体方案，但是至今为止，我们似乎没有一个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方案。

　　周天勇：这是一个缺憾。到底怎么改，哪个环节在先，哪个环节在后，怎么配套，没有一个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不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很详细的总体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经济观察报：总体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一揽子方案吗？

　　周天勇：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有多种方案可以选择。最主要的有两种方案：一个是一揽子改革计划方案，另一个是渐进性的、分步实施、整体分解式的改革方案。这也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和中国改革在推进步骤方面的主要区别。一揽子的改革方案，在改革操作上无疑是最节省时间的。但这种改革方案实施的难度过大，成本过高，且对改革操作的要求也高，一旦把握不好，改革中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和挫折。道理说来也简单，改革总是有成本的，改革过程的时间跨度越小，时间越短，单位时间内分担的改革成本也就越高，对社会成员的利益触动也就越大，改革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改革政治体制，又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际出发，循序渐进，逐步地加以发展和完善。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一个既积极主动又稳步推进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既积极主动又稳步推进，这需要高度的政治技巧。

　　周天勇：许多学者包括国外的学者建议，中国应当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不分每个阶段的任务和重点，笼统地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成本高、风险大，效果并不理想。我们认为，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型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也不可能一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就可以完成。这可能是一个二十年左右甚至更长时间的事业。所以，在总体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要划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要有重点，要有阶段性的目标和方案，要把握好长远构想和短期衔接的问题：五年之间怎样衔接，一代领导人与下一代领导人之间怎样衔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 每个环节都要进行突破，衔接起来重点分明。

　　经济观察报：这样既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落实，也能做到有条不紊，避免急躁情绪。

　　周天勇：我们固然不能有急躁情绪，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完成，但是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阶段性的目标。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政治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程度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至少需要四十年左右的时间。

　　经济观察报：四十年左右？从何时开始计算？

　　周天勇：从1978年算起，到2001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阶段的经济体制的转型已经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第二阶段，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用十八年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