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一个总体方案(3)

　　周天勇：我觉得我们不要谈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人民能把政府收钱和花钱管住，就是最大和最实际的人民民主政治。应该把政府收钱、花钱管住。公民的钱你怎么能随便收、随便花？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使各级政府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形成公开、透明和受人民制约的公共服务型财税体制，形成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三级政府格局。

　　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三方面，是加快司法改革进程，形成一个公平和正义的司法体制，建成法治国家。目前司法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地方化、商业化。

　　经济观察报：某些地方县委书记的意志就能左右一切。最典型的是因为一篇报道，辽宁省某县县委书记就派警察进京抓捕记者。

　　周天勇：这个事件说明我们必须加快司法改革进程，摆脱司法商业化、地方化、行政化。

　　政治体制改革的第四个方面，是发展民间非政府组织，初步形成公民社会，并更大程度上发挥宗教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我们在报告里提出，发挥宗教的作用，第一，个人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不矛盾，政治信仰不能宗教化，宗教信仰不能政治化；第二，宗教不得干预政治，这是全世界的规则；第三，宗教自由和依法管理保护宗教。

　　经济观察报：你们提出的改革思路与其他改革思路明显不同，你们的立足点是什么？

　　周天勇：我们主要还是从促进经济发展和保证二元结构社会安全稳定转型的角度来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取向，有一个与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相搭配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未来30年左右，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中，要使经济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健康快速成长，中国还是要实行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搭配的模式。

　　经济观察报：这种搭配模式的理由何在？

　　周天勇：因为转型期间社会问题很大，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只有在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格局下才能实现高速发展，才能迅速地使老百姓富起来。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地区在其经济发展转型时期，都曾经实行过这样的搭配体制。

　　我们这样一个处于二元结构转型关键时期的大国，只有实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才能解决二元结构转型时期诸多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才能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和力，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运行和发展，不致因为一些小的事件引发大的社会动荡。另外，政治体制的构建要融于本国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我们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就是高度集中和统一，不考虑这一点，冒然实行一种与内源文化不相融合的政治体制，容易使社会陷入混乱。

　　重点改革政治体制中阻碍经济发展的部分

　　经济观察报：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上，是将重点放在纯粹的政治部分的改革，还是将重点放在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周天勇：我们认为，在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是采取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模式。我们认为，将精力放在改革政治体制中阻碍经济发展的方面，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降低政治成本、提高政治管理效率，也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寻租的制度设置，从而大大减少腐败的制度性机会和条件，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如果进行纯粹的政治层面上的改革，而不改革政治体制中阻碍经济发展和充满了寻租条件的部分，就会使强权的寻租制度与新闻自由之间产生广泛的冲突，进而可能引起政治上的混乱，并且于经济发展无益。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