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一个总体方案

　　马国川

　　如何评价3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观察报：自从十七大提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最近你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周天勇：虽然人们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不同看法，但是我认为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起步的。概括地说，3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1978年底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开辟了道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进展。但是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打断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从1989到1997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比较沉寂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997年至今。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十六大”提出“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去年的十七大则提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方面，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也都超过以往时期。

　　经济观察报：如何总结和评价这30年里的政治体制改革？

　　周天勇：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回顾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作两点评价：第一，30年来中国走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在政治体制方面有了很大进步。

　　经济观察报：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周天勇：推行渐进式政治改革的考虑主要包括：其一，改革的发动者能够始终保持对改革的领导权；其二，渐进改革的阻力较小，能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其三，渐进政治改革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文化演进的速度，成功的可能性更大。用学术化的描述来评价这些年的改革，可以这样说：目前，中国正处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从管制型的社会最终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转变的转型期。

　　经济观察报：这个转型期应该还远没有结束。

　　周天勇：因此，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我对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点评价：首要和最关键的是，所谓的建立规范制度，与部门立法和管理相结合，并且行政、执法和司法与收费罚款等利益相结合，严重地抑制了社会的创业等活力，使投资创办企业的热情与前10年相比大大下降，导致实际失业率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增长主要靠政府和资本推动等等经济社会问题。其次，同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期望相比，政治改革的力度还很不够。改革开放前存在的许多重要问题，如权力集中、官僚主义、机构臃肿和家长制等依然严重存在。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权力腐败问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其基本特征仍然是：在权力结构中，过度集权仍是主要倾向，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的集权，国家对社会的集权等等；在权威结构中，法律权威、制度权威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人治仍占主要地位；在组织结构中，层级和部门化仍是主要表现；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结构中，地方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但仍表现了中央各部门集权的倾向。中国政治体制的这种状况及其基本特征，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不相适应，面临着来自经济、社会和党内民主的多重压力与挑战。

　　不能以特殊性反对改革

　　经济观察报：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周天勇：很多，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特殊性。

　　经济观察报：这些特殊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天勇：第一，国家太大；第二，我们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第三，无论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还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各地差距都太大；第四，我们处于两个转型上，一个转型是结构转型，从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再一个是体制转型，经济体制也好，政治体制也好，都在转型。

　　经济观察报：这种转型有特殊性吗？它们在其他国家也发生过。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