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一个总体方案(2)

　　周天勇：东亚地区的国家，包括韩国、新加坡，我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还有其他一些新型国家和地区，在结构剧烈转型期间，经济上是自由化、市场化，但是政治上都是集中的。从反面经验教训来看，许多非洲国家，包括部分南亚国家，在战后推进西方民主制度，政治不稳定，社会不稳定，经常发生政变，这种状况下，发展也不成功。

　　经济观察报：俄罗斯呢？

　　周天勇：前苏联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超前，经济体制改革滞后。怎样评价它的改革？如果从改革导致国家解体的角度来说，付出国家解体这么大代价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得不偿失。

　　经济观察报：最近有人撰文称，中国已经建成了可以与西方民主制度相媲美的民主政治。

　　周天勇：如果这样，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吗？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能以特殊性反对改革。

　　我认为，应当辩证地看，应当从历史结果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现在国外有一些学者评价中国军队，说中国30年来没发生严重政变，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是一种很好的文官制度，才保持中国朝着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方向发展，才得以高速增长。我觉得这不是没有道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的目标肯定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这是坚定不移的，不能因为我们有特殊性而不改革。

　　经济观察报：我们也不能陶醉在既有成绩中。

　　周天勇：上面已经谈到目前的体制对创业和就业的危害，即使从未来我国以亿计的劳动力就业和民生的需要看，也亟须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这样既能减少腐败，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经济生活的效率，解决由政府“合法”乱审批、乱执法和乱收费罚款造成的“政府导致型失业”问题。

　　当前，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人民民主意识的充分觉醒，以及党政官员中存在的一定的腐败现象，使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越来越迫切。如果在政治上不能适时地推进改革，导致政治改革步骤与经济改革、社会发展进程相脱节，或者政治改革措施不能有效地解决旧体制、旧机制的弊端，那么我们的改革就背离了初衷。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他还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可见，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当务之急。

　　经济观察报：要改革，就有一个如何学习借鉴的问题。

　　周天勇：改革要考虑我们的特殊性，但是西方的一些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政治文明，我们不能不学习。比如说立法、行政、司法互相制约、互相制衡就是很好的制度。西方的预算制度、议会的辩论制度、上院和下院制度，也都是很好的制度。我们政府机构老控制不住，想设个机构就设了，编办给编，组织配领导，人事配公务员，要么财政给钱，财政若不给钱，物价部门则给收费罚款权力，于是各种 “办公室”屡禁不止，机构精简和膨胀恶性循环，政府几乎所有部门都收钱，什么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发挥预算的硬约束作用，就是人大对政府的预算约束不力，没有管住政府收钱和花钱。

　　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如何布局

　　经济观察报：不改革问题会越来越多。

　　周天勇：问题越来越多，最后还要出大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面对的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如何改的问题。国内比较激进的观点是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另外，还有一些中改和小改的不同方案。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政治体制的学者，你认为在改革思路上应该如何布局？

　　周天勇：从改革思路来说，首先要加快党内民主的进程。在此基础上，推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改变，这就要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

　　第二，要真正建立起人大及政协—政府—司法之间的权力制衡架构。人大体制要改革和完善，包括人大代表制度要改革，会议制度要改革，整个程序要改革，让人大体制真正发挥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发挥监督作用，例如，一定要管住政府乱收费、乱罚款。这是最基础的。

　　经济观察报：和平时期，钱袋子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预算、民主预算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非常好的突破口。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