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对周善培多语焉不详，这个人太复杂了。用革命年代习惯的黑白思维来评判他，难以给他盖棺定论。

　　文|余世存

　　清末以来的历史人物很多，今天的作家、学者们基本上挖掘殆尽，但仍有一些漏网之鱼。这少数漏网者并非不重要，而是今人认识他们有困难。这其中，周善培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定义的人。

　　虽然维基百科称他是“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清朝知名的官员是“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始作俑者之一。

　　只要稍知一个人既是清朝官员，又经民国，再参赞“新中国”的人，我们就可猜测这个人既有学问，又有官运，又有商业才能，更有无数立场不同的朋友。确实，百年以来的中国，讲起“朋友财富”之富有，在顾维钧、章士钊等屈指可数的人中，周善培就是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人。

　　圈子

　　周善培是70后，这位1875年出生的人，没有考试缘，年轻时屡试不第，就发誓不再参加科举。

　　人生财富中，交往的朋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仅在民国，周善培的朋友圈就有黎元洪、段祺瑞、孙中山、溥仪、刘湘、孔祥熙等军政领袖，有张謇、康有为、梁启超、卢作孚等商界、学界领袖。学者章立凡曾统计过，周善培在民国“与政学系、皖系、奉系、孙系、宗社党、白俄、关东军、四川军阀也都联络过感情，当然不会忽视日益壮大的中共”。这样的人之丰富复杂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三十出头，周善培做了四川劝业道，相当于现在的四川工商局局长。有人说，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四川劝业道，成为葬送大清王朝的一条绳索。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导致清朝灭亡的契机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如火如荼，湖北的军队奉调镇压使得武昌地区空虚，才有了辛亥革命。而保路运动之所以从一起地方群众的“投资理财”事件酝酿成政治大事，是就跟周善培有莫大的关联，也跟他无考试缘有关。

　　在保路运动之初，周善培和四川的官员站在民众一边，当时四川的省长王人文要给朝廷发电报，请清政府予以同情。这封电报就由周善培拟文，周花了一夜时间，写了一个长达4000多字的电文，发到北京，结果没有过朝廷一关，北京决定弹压，由此激化了官民的矛盾。

　　国号的“系铃人”

　　1949年9月26日，周恩来、林伯渠邀请政协会议代表在六国饭店举行午宴，汇集对于政协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下应否去掉原稿中括号内“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的意见。

　　当天出席午宴的有张元济、何香凝、周善培、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车向忱等人，最先发言的黄炎培、何香凝均表示希望保留“中华民国”之简称。第三位发言的就是周善培，周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结果，形势逆转，反对意见占据上风，即不认为应当保留“中华民国”之简称。

　　1991年6月，李登辉在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说：“毛泽东最大遗憾是改了国号，如果他们还叫中华民国，我们就麻烦了。”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也曾经摇头，“周先生是中国设红灯区的创始人……”这个红灯区既是实指，也可说是隐喻。

　　周善培之复杂性

　　1922年春，周善培是段祺瑞的代表，他南下促成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组成倒直的“三角同盟”。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前夕，周善培曾充当了战争双方齐燮元、卢永祥之间的调停人。1925年，周善培一度利用俄国白军将领谢米诺夫想帮溥仪复辟。

　　然而，周善培仍有他的底线。他对民国没有好感，曾有人拉他加入“民革”，周当即答道：“我不是孙中山那一家人。”抗战初，他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日本在华商人甚至要他挂名企业分利，周善培向一日本朋友说：“我多年来标榜亲日，很少像这样看不起日本人。”

　　新中国成立时，很多人对中共抱有怀疑。周善培作为朋友起了关键作用，他成功游说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船队回国。章立凡先生感叹，“亲朋好友不断触霉头，周善培却始终安然无恙。素以‘眼光远长’著称的他，常在不经意间给人瞎马骑。他表字致祥却多致不祥，友人从卢作孚到王芸生，弟子从邓铿到谢德堪，都不同程度地招致了某种不祥。”

　　周善培对朋友并非只是招致“不祥”，如他看到梁启超跳进政治的火坑中难以自拔，就想办法说服。梁启超这样的人哪里是人能说服的，周善培就从梁尊崇的孔子那里寻找资源。

　　他用半年时间写成《论语时义》一书，每章都借孔子的题目来讽刺梁启超的思想，然后让弟弟周竺君到京，将此书面交梁启超，请梁看一遍，替自己作一篇序。梁启超当着周竺君的面看完了第一章，便连忙说道：“我已经遍身是汗，不能往下再看了。请你回去替我谢谢老兄，只说我知过了。请他容许我改过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