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36条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鼓励民间资本介入垄断禁区，包括电信、石油天然气等，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民间资本对农产品以及房地产等的炒作。尽管欧洲债务危机显示了全球经济复苏存在很多隐忧，暂时削弱了加息的可能，目前受通胀预期逐步加大的影响，一旦未来CPI突破3%，加息可能性将大幅度提高。未来视欧洲债务危机的发展，不排除政府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国际冲击，减少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的可能。

　　欧元区危机冲击中国

　　2009年10月，希腊债务危机曝光，2010年4月以后，危机急剧恶化。2009年10月，希腊政权更迭，新政府执政后披露前任政府隐瞒了巨额公共债务，希腊债务水平远高于市场预期。希腊新政府宣布，2009年财政赤字高达全年GDP的12.7%，历年来累计公共债务总额约为3000亿欧元，达GDP的113%，大大突破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

　　希腊政府公布赤字和债务真相后，各大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希腊信贷评级，希腊政府借贷成本大增，融资非常困难，面临资金枯竭的困境。2010年4月，评级机构再度下调希腊的信贷评级，德国对援助希腊态度冷淡，市场对希腊信心崩溃，引起环球主要股市暴跌；欧元区的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也债台高筑，债务危机也一触即发。

　　债务危机在希腊爆发后，希腊财政改革困难重重，危机有全面扩散的危险。2010年5月10日，在希腊危机引起全球股市暴跌、欧元暴跌后，欧元区各国紧急通过了7500亿欧元救援计划，暂时缓解了危机。欧洲央行宣布将打破11年以来的禁忌，直接购买欧元区国家政府债券和私人部门债券，这意味着在必要时欧洲央行将开动印钞机无限量供应欧元来为债务国偿债。

　　目前的各种援助都是贷款，只能解决危机国家短期流动性问题，使其能够有时间重组债务，希腊等国仍然需要大力削减赤字才能恢复经济稳定。在危机国家提出并实施可信的财政改革之前，市场信心很难恢复，而且市场担心欧洲央行为了援助各国增发欧元，造成欧元泛滥，引起贬值。

　　欧元区总体债务水平并不高，且债务杠杆有限和资产证券化程度较低，在各国政府干预下，债务危机的传染性有限，影响将小于美国次级债危机。虽然希腊等国债务负担沉重，但从欧元区整体来看，总体负债水平并没有失控。2009年度欧元区财政赤字总额占GDP比例为6.3%，累计债务总额占GDP的84.0%。由于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务并没有通过资产证券化创造出大量衍生资产，风险没有扩散到全球，因此影响将小于次级债危机。欧盟通过7500亿欧元紧急援助计划后，希腊等国违约风险大幅下降，危机已经基本受控。

　　中国持有欧元区资产较少，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但是可能通过影响出口对中国产生较大的间接影响。欧元区金融市场发展落后于美国、英国，欧元国际化也落后于美元，因此中国持有欧元资产不多，且多为已经得到欧元区各国政府担保的欧元国债，违约风险很低。据估算，中国持有的外国资产中，70%以上是美元资产，欧元资产可能不到20%， 虽然欧元贬值使得部分欧元资产缩水，但相应美元升值使中国大量持有的美国国债价值上升，总体损失非常有限。

　　本轮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必须压缩开支，削减消费，这将影响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目前人民币基本维持与美元挂钩，欧元贬值迫使人民币被动升值，将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出口。债务危机爆发，也显示了全球经济复苏存在很多隐忧，“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中国政府实施“退出”政策时将会更加谨慎，可能提高通胀容忍度，减弱信贷紧缩力度，推迟加息。

　　贫富分化恶化趋势严重

　　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因此，表面看起来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属于百姓的储蓄占比并不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

　　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最严重的两极分化的国家。劳动者报酬并没有随着所谓的经济增长而增长，反而出现相对萎缩的局面。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左右 ,欧美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

　　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年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人均7.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同一企业内部，高管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已经违背了所谓“和谐社会”的宗旨，并成为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之一。近几年来，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领域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国企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体，已经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

　　新近发生职工罢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钢铁集团，据职工们反映，企业高管年薪上百万，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资仅3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严重脱离我国国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而且有违公平。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到4.5亿人的负担。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约束，腐败官员的比例逐年扩大，动则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官员呈增长之势。不少官员或通过审批项目和提拔官员大举敛财，或在各类企业中拥有干股分红，让拥有官股保护的企业获得暴利的同时，却使通过正常渠道办事的普通守法企业步步艰难，使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大大降低。

　　前些年的国有企业贱卖使许多有权者获得了暴利，而大多数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近几年的土地买卖，也在不断上演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农民被严重剥夺的过程。许多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失去今后的生活来源，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通过不公平的发行制度，公众投资者比大小非等机构的持股成本高出十几倍，超高市盈率发行使股市在成批制造亿万富豪的同时，却使亿万股民辛苦积蓄一生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样的制度形成对一部分人明显的利益输送，而对上亿股民、基民则构成财富掠夺，使大多数投资者的消费能力受到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