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中旬，十七大召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写进大会报告，胡锦涛将发展的重点指向了比GDP增长更深远的地方，“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这位党内研究人士分析说，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发展要求，执政党要有高度的时代意识，抓住真正的社会发展趋势。他称赞到：“从这几年全球发展趋势和气候环境影响来看，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能早在7年前就抓住时代变化的趋势，在指导思想上迅速从追求GDP增长的依赖中退出，转向了以‘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为核心理念的新航向并坚决贯彻，其驾驭时代的能力的确令人敬佩。”

　　“不论我们对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指出多少问题和缺陷，有多少利益分歧和冲突仍然在激烈对抗，尽管‘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但你不能否认，包括各种利益阶层的全体中国人，已经在科学发展上达成了共识。”在这位多年梳理中共领导人执政理念流变的研究者看来，在中国多舛的现代化道路上，“能形成这个共识，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2009年平安夜，是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逝世一周年的日子。这位以《文明的冲突》一书预言了“9·11”的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1968年曾写过一本被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所副所长王逸舟认为亨氏一生中“最牛”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书中许多论断几乎是在40年前就“解读”了当代中国。

　　亨廷顿指出，现代化对经济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有两种影响：

　　其一，贫穷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通常比发达国家更不平均。这种不平等在传统社会里被认为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一部分，但现代化中的社会动员却增强了对这种不平等的觉醒意识，并可能增加对这种不平等的恼怒。新观念的输入不仅使原有分配方式的合法性成为问题，而且还指出了更均衡分配方式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迅速改变原有收入分配方式的一个明显办法是通过政府，但是那些支配收入的人往往也支配着政府。因此，社会动员便使传统的经济不平等成了刺激社会动荡的因素。

　　其二，从长远看，经济发展将产生比传统社会原有收入分配方式更均衡的方式，但在近期看，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常常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却蒙受损失。结果，社会上日益穷困的人便会增加。

　　这本书的分析也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部长张军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以及亚、非、拉美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表明，现代化的成功从根本上讲有利于增强社会的稳定性，但现代化的推进特别是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却可能伴随着大量非稳定因素的滋长，带来社会政治的动荡。”

　　“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利益的再分配，需要始终把握和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这位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中讲解现代化认识和实践的学者坦言，“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特殊性，我们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

　　这种背景下，第四代领导集体聚合社会共识，一定程度上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现代化挑战提供了思想凝聚力，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1月12日，加勒比岛国海地发生里氏7.0级地震。大地震12天后，官方收殓了约15万具遇难者尸体，估计还有20万人埋在废墟中，救援工作艰难而进展缓慢。这场地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08年震级更大的汶川大地震。1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比较了两起巨大的地质灾害，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有强大中央政府为人民提供支撑”。

　　实际上，这个结论就是中国社会新共识的一部分。

　　中国模式的“门槛”

　　2009年7月1日，建党节，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宴会厅，200多人济济一堂，多数为商人，少数是学者，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聆听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的一场讲座。会议是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组织的，商人聚会不谈生意，讨论的题目是“中国未来30年向何处去？”

　　秦晓被思想界称为近年来兴起的“新右翼”的代表人物。所谓“新右翼”，主要由有思想的工商界人士组成，在全球竞争中受过锻炼，有巨大的财富动员能力，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远非新老左派和自由派所及。其观点尤其重视秩序维护，认同制度变革应当渐进、平稳，不允许社会动乱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重视国家利益的维护，并致力上下互动，一起走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之路。

　　秦晓在讲座中强调，中国的崛起，除经济增长外，还必须有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普世性和示范性。其充满学术气息的话语，表达了一个简单的意思：已经拥有30多年经济持续增长奇迹的中国，要进入价值和制度变革的准备时期了，也就是要创建全球实践意义上而非理论揣摩上的中国模式。

　　2009年，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体系因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而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对于过去十年一直“以美为师”、“言必称华尔街”的中国学生来说，更无异于闷头一击。

　　2009年1月6日，在接受媒体“2008年的经济形势有什么出乎你意料的地方？”提问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樊纲承认，“没有想到(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如此大的冲击，没有想到(金融危机)以激进的方式爆发”，“这种估计不足的根源是对美国金融模式的认识，对美国那一套我们太相信了。”

　　对此，网友调侃说，“土鳖国的威力可真不是一般国家所能承受”，“甲午之后学习日本，结果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二战之后学前苏联，结果前苏联50年之后解体；80年代又学日本，结果把日本学习得90年代经济停滞；当年又学‘四小龙’，结果现在‘四小龙’成了‘四小虫’；要把企业都搞成韩国式的时候，来了一场亚洲金融风暴；群起拜师老美时，老师家来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举目四望，全球之大，竟到了无师可学的地步。”这种戏谑之词，其实也从反面指出了一个历史性命题：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中国不得不走自己的路了。

　　2009年6月18日，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乔万尼·阿里吉在美国巴尔的摩市平静地离开人世。对这位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世界体系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的突然离世，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扼腕不已。

　　姚洋介绍说，作为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乔万尼·阿里吉把精力主要集中于近两百年的历史演变。在其2007年出版《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复活”了斯密的“自然增长”发展理论，集中论述了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成的两个最为重要的过程：一个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出现与消亡，另一个是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导者。

　　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乔万尼·阿里吉对中国的前景也很担心：“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正在担忧他们的环境，然而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明智的。也许他们有计划有步骤，但我在汽车工业文明中看不到任何对于环境灾害的警觉性。学习美国发展模式，这在欧洲已经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在中国更甚。”

　　不过，他也注意到了，“在1990年代，中国毫无疑问是走在引导工人相互竞争以获取资本和利润的道路。现在却出现了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动力，阿里吉认为完全是中国式的。虽然进行的是一场市场经济的改革，但中共“并没有否定中国革命或者社会主义价值观，也没有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由此产生的后果是：

　　其一，社会主义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国家改革的内在牵制力作用，每当党政系统做出重要的政策调整时，它不得不与这一传统进行对话才能推行；

　　其二，社会主义传统给予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某些合法的手段，来对抗或应对国家腐败的或不平等的市场化过程。

　　这种独特的现实，阿里吉在亚当·斯密的“原著”中发现了与之共鸣的思想。

　　“斯密历来是被引用最多而阅读最少的作家。”阿里吉强调，“斯密并没有打算把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提法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无形的手’是指国家应该在统治时把权力下放，减小官僚主义的介入。实质上，斯密所提的政府行为应是亲劳方的而非亲资方的，他曾明确提到的不主张劳工相互竞争以降低工资，而是引导资本家竞争，以降低利润至他们能接受的程度。”

　　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倡导者，社会理论家阿里吉想要告诉我们，亚当·斯密设想的这种基于平等的“世界市场社会”，非常有可能因中国和东亚的创造性发展模式，在为新的世界秩序创造契机的同时而得以实现。

　　因此，在自己毕生的研究中，阿里吉认同“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些中国遗产的复兴，正在与亚当·斯密思想的融合中，为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引出一条新路。

　　不过，这条理论上光芒万丈的道路，在现实中却显得丑陋、狭窄和艰险。张军扩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说到：“13亿人口进入现代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样的人口规模比世界上现有的56个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还要多出3亿多。这么多人进行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一两百年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重演一次。”

　　“而我们既没有他们早期发展所具有的相对宽松的国内资源环境，也不可能像他们那样通过开拓殖民地掠夺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张军扩指出，巨大的挑战还包括14.24亿人口之多的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同场“竞赛”，气候变化附加的严酷约束条件，“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少和“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以及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明或暗的干扰、阻挠甚至破坏。

　　这些极端恶劣的条件筑造了一座令人胆寒的关隘，横亘在我们面前，但“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紧迫现实与政治承诺已经使我们没了退路。

　　采访的最后，一位采访对象借用中国为记者吟诵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

　　我看见一所大厦。正面一道窄门大开着，门里一片阴暗的浓雾。高高的门槛外面站着一个女郎……一个中国女郎。

　　浓雾里吹着带雪的风，从那建筑的深处透出一股寒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问着：

　　“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吗？”

　　“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的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就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惜。我也不要名声。”

　　“你甘心去犯罪？”

　　姑娘埋下了她的头。

　　“我也甘心……去犯罪。”

　　里面的声音停了一会儿。过后又说出这样的话：

　　“你知道将来在困苦中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以为你是白白地浪费了你的青春？”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进去。”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帘子立刻放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面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一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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