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孙宪忠为记者揭示了已不成秘密的秘密：“在《物权法》颁布之前，就开始对有关拆迁和征地的条例进行修订。原来预定《物权法》2007年10月1日生效时，新条例就应该颁布出来。但压力太大，没有出来。”

　　孙宪忠直接指称这个压力就是“地方政府反对”。征地拆迁原本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协商，“现在的政府实际是在经营土地”。他举例说，上海一亩土地最高补偿30万元，政府转手交给企业可能就是几百万，其中巨大的差额作为“第二财政”收入政府囊中。

　　在这种巨额利益驱动下，地方利益勇于赤膊上阵，拒抗国家大法的决心超级强硬。也就是说，这场宪法和法规之争的实质是一场利益之争，面对靠土地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老百姓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物权法》，实际上是一个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弹”。

　　这种驱动力之强大甚至连政府官员自己都震惊不已。一位财政部官员私下向记者感叹：“年初，全国财政收入预算增长目标定为8%，我们内部很多人都不看好。没想到财政收入在5月份止跌回升，随后增速开始连续爆炸式增长。最后到12月，当月财收增速高达55%，实在难以置信。”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以专业眼光为记者继续解剖这种驱动力。2009年，企业所得税同比只下降0.3%，个人所得税增长了5.9% ，“如此深重危机，企业所得税基本未降，个人所得税持续增长而且比率不低，可见企业利润中很大部分交税了，居民交的所得税甚至逆势增长。这只能说明财政收入两位数的增速并非市场恢复所致，大部分源于征收力度极大增强了。”

　　在这里，他又提到了非税收入，2009年1-11月份，全国非税收入7705.84亿元，同比增长27%，“前三个季度，税收只增长了2.2%，而非税收入却增长了33.1%。非税收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快的呢？5月份，增长了130%。这说明，各级政府借着此次危机的‘东风’，预算外征收再次迎来一个高潮，新的收费又层出不穷地出现。”

　　“所有这些都是‘生掏’出来的，现在‘查税风暴’还在继续，‘生掏’就不会停止。” 李炜光说。

　　1月10日，财政部长谢旭人公开了2009年的财收数据：全年财政收入68477亿元，增长11.7%，不但远超8%的年度目标，也远超8.7%的GDP增速。相比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5%。这暗示，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在现有体制下，“老百姓永远跑不过国家”。

　　对这种危机下的“夺食”，官方喉舌《瞭望》周刊去年11月底刊文做了难得的揭露：

　　“在‘对上负责’、‘GDP挂帅’考核体制的逼迫和驱动下，无论是省市还是县乡，时刻不忘在经济发展中放手一搏，为了获得更漂亮的升迁政绩，为了抢夺更多的纳税财源，不顾捉襟见肘的财政基础，不顾生态脆弱的地理环境，不顾宝贵有限的土地资源，举债建设、卖地招商、引污办厂、‘土匪’施政、‘刮地’敛财……而历史证明，这些‘轰轰烈烈’的‘带病发展’，大部分都以巨额的地方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告终；‘焚林而猎’的‘短期行政’，无一不酿成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因素。”

　　“吃人”的房子

　　“现在，房地产泡沫就是中国的真正隐患。”

　　一位央行官员告诉记者，目前，北京、上海的房价收入比已高达18倍，远远超过了国际上普遍公认的4-6倍的安全线，全国多数大城市甚至许多二线城市的房价泡沫已成。房价、地价猛涨，最得益的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受伤最重的是尚未置业的老百姓和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家庭因陷入“房奴”不敢消费，生活压力大增；高房价抬高商业成本，企业因职工工资上升而逐步丧失竞争力，如果不增加工资，职工就买不起房子，企业就留不住人才；大中城市越来越不适合制造业的生存，产业资本大量从制造业转往房地产行业；银行贷款则有可能因将来房价回调四成以上而损失惨重、甚至有可能诱发巨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过去一二年，凡是出面为房价辩护的官员学者，几乎无一不受到民众的痛批，周久耕甚至因此而遭到了网上人肉搜索。”他认为，一部《蜗居》道出了大多数民众的心声，受到老百姓的普遍好评，“这实际上已充分反映了民心所向。宣传部门应当将《蜗居》列为各级政府组织收看的电视剧，以便清醒各级干部的头脑。”

　　这位央行官员所痛心的房市逐利图，其实就是印证与民“夺食”的完美案例：国有企业和垄断势力凭借体制优势，将原本用于振兴实体经济的超量银行信贷转手放入土地市场，并推高房价，其实质就是危机下对社会财富锁定或卡位式的强行圈占。

　　目前，国资委分管的129家央企中超过70%均有涉足房地产业。其中，主营业务和房地产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多达80多家，分布在钢铁、冶金、医药、农业、化工等各个行业。有数据显示，央企中仅母公司和二级企业设立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资产总量，目前已高达1800亿元人民币。2009年总价和单价“地王”前十名中，国企各占8席。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汽车、房地产作为我国整个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一点也不能动摇，不但不能动摇还要进一步发展，因为他们关联度高，“汽车关联100多个行业，拉动钢铁、电子、化工、橡胶工业，还可以玻璃工业、座椅拉动纺织业和制革工业；房地产上游可以拉动钢铁、建材水泥，还可以一直拉动到家用电器，家里新买一个房子，换一个电视，甚至纺织业也被它拉动了，窗帘也要换新的。”

　　“没有房地产业，他们无法存活。”姚景源的表述被独立财经评论人叶檀视为一个吸食“房地产鸦片”上瘾者的自白，“政府过于依赖房地产，在房地产尾大不掉之后倒过来强调房地产的重要性，被斥为养虎遗患。这些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在房地产市场的‘虎’正是地方政府、地方与央企。”

　　英国16世纪“羊吃人”的故事，在21世纪初的中国变成了“房吃人”：因天价房价被“吃”，因土地违规圈占被“吃”，或者因强行拆迁被“吃”……

　　2009年12月2日21时30分，央视《新闻1+1》播放了《拆迁之死》的新闻节目：“11月13日早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发生一起恶性‘拆迁’事件，女主人唐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用身泼汽油自我燃烧的方式于楼顶天台做最后的抗争。可惜自身烧得面目全非，也未能阻止政府的强行拆迁。”

　　“虽然被拆户控诉政府暴力‘拆迁’，但政府部门却将其定性为暴力抗法。政府派人在医院严密控制，防止家属随便接近被抢救的唐福珍。最后不治身亡很长时间了，政府拒绝家属靠近。有人不断地质问，‘亲人死去了都不让见一面，你们还有人性吗？’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回答说，‘你们要冷静，我要请示一下领导……’”

　　这些画面永恒地烙在了2009年的中国记忆中。

　　那么，中国房产需求真的紧张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了吗？

　　房地产界资深人士、北京房协住宅学术委员会委员蔡金水告诉记者：“实际上，不算开发商手里未售出的空置房，全国城乡就有30%、100多亿平方米的住房闲置，常年没人居住，却有将近一半城镇人口的居住条件恶劣。”

　　他介绍说，一方面，在城里，这些年新建的豪宅别墅、高级公寓、新住宅常年闲置；去农村，常年没人住的房子也大都是新房、好房，都是农民工挣了钱回家新盖的。这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是新盖的新房、好房，越大量闲置。

　　另一方面，2.3亿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是居住在简易工棚、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农民房、城里的地下室、群租房里；城镇居民中，也还有1540万户、约5000万人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其中有1000多万户、3000多万人还住在棚户区、危房改造区中；2000-2009年我国毕业大学生人数共计3275万人，其中至少有1000多万人是漂在城市中租房打工的“蚁族”；在买了房的城市居民中，又有几千万人背负着4万亿元房贷，在当“房奴”；还有几千万人买了70多亿平方米、至少七八千万套小产权房，连合法产权都没有，财产难以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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