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时代》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揭晓，“中国工人”当选。《时代》周刊评价称：“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时期，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并逐步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功劳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工人。”

　　当肖红霞、彭春霞、黄冬艳、邱小院四名女工拘谨而疲倦的神情展现在世界面前，上至庙堂之高，下至江湖之远，谁都知道她们所代表的“中国工人”群体，并没有公平地分享到“大国崛起”、“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带来的发展红利，超时工作，低廉工资，频频欠薪，是她们绝大多数生存状态的现实。

　　当过去的一年中国媒体将聚光灯照射在政经大人物及其制定的“宏伟大政”之上时，不能不承认，是美国的舆论旗手发现了“天命中国”的真相——亿万像蓝色工蚁一样默默承受、默默劳作的“中国工人”。“中国奇迹”的光芒，不仅来自中国工人们的汗水，还有他们委屈的泪水。

　　采访中，一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大国政治的学者更愿意在这个层面理解“天命”二字：“‘天佑中华’不假，但鸦片战争170年来，中国不亡、传承不断，我还是相信在于中华民族拥有勤劳坚韧、自强不息的亿万底层。”

　　“图钉”社会

　　“中国的社会结构就是一颗大图钉。”这个“亿万底层”的具象概念，在民间学者王利的研究中有非常扎实的数据支撑，“中低收入者占就业总人口85%以上”。

　　这位精于统计研究的民间学者原本毫无机会获取被国家统计局“封锁”的数据真相，但200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展的全国第六次职工调查给她“打开了大门”。

　　“由于全国总工会调查将‘职工’范畴扩大到了私有企业，由此获得了比较准确的‘职工平均工资’数据。”她发现，全总调查得出职工平均工资16395.48元，比国家统计局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口径所统计的职工平均工资24932元要低44.4%，“全总的调查还发现，72.4%的普通工人收入低于全国职工平均收入，普通工人中55.5%的人月工资收入低于1000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

　　王利将全总的调查数据和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结合起来核算，真相出来了：2007年，7.32万亿元的中国劳动者劳动收入，只占25.15万亿国民总收入的29%，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9500元，月收入792元。

　　与此同时，2007年中国有条件地参与了共有147个国家参加了的“国际价格比较”项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布的《国际比较计划》中，中国购买力水平评价因之下调。报告认为，2004年中国有2亿人平均每天实际消费水平不足0.42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这就是2亿赤贫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比重达15%。

　　在王利看来，“在中国这个‘大图钉’社会里，钉面就是底层，是‘尚能维持温饱、勉强维持温饱以及还不足以维持温饱’的大多数，钉杆是富起来的少部分人，顶尖是‘因得势而致富’(哈耶克语)的极少部分人”。

　　那么，为什么国家统计局会得出24932元的“职工平均工资”呢？秘密就在于，经过了1990年代末国企改革“大下岗”的折腾，进入统计的“职工”现在只占极少比重，但统计的产值总额和总收入却包括了1.5亿农民工的创造。也就是说，分母中将农民工排除在外，分子却包含他们的劳动，自然就出现了备受嘲讽的“被增长”和“职工工资两位数增长”。

　　“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工资——不是统计部门公布的那种平均工资——多年来不是在与国际接轨，而是在与农民收入接轨。”王利指出，正因为有了不怕工资低、只怕干不上活的农民工垫底，城里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大可以将农民工工资压低再压低，“向管理要效率”就永远停留在口号上。

　　比如，“中间投入”占产值之比越高，企业效率就越低。1980年代至今，中国企业一直高居73%左右，而英、德、俄、日等国只占60%多。但2007年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经营盈余占总产值之比为23.4%，竟然比英、德、俄、日等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据此，王利的结论是，“只能说，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创造的‘效率’，绝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工劳动力收入的不断压榨。”

　　这位多年从事审计工作的民间学者感慨地说，在历年联合国工业统计资料中很难找到工资总额占总产值之比如此低的国家，她强调：“提高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普通劳动者报酬，这不是对普通劳动者的恩赐，更不是在克扣经营者的利润，而是要在良心上还普通劳动者一个公道。”

　　记者在采访中得到了一份山东省民意调查中心在2009年10月底至11月初所做的问卷调查，主要调查内容是“山东省公众社会心态”，样本选取济南、青岛、临沂、潍坊、菏泽5个城市市民。调查结果同样令人震惊：在“认为社会公平”和“认为社会不公平”两个选项中，超过45%的公众选择了后者；在认为社会不公平的人群中，有77.6%的人认为社会不公平现象达到严重水平。这一群体认为，当前社会突出的不公平现象主要为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就业机会不公平，分别占64%和33.6%。

　　所有被调查者中，有84.8%的人认为目前整个社会收入差距过大；近60%的公众认为近十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是党政干部，私企老板和国有、集体企业领导及管理者位居其次，工人和农民被认为获益最少；权力被认为是导致社会不公平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当前容易获得高收入最重要的因素。

　　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新世纪10年之际，形成当下这样一个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社会分层结构和公众社会心态，任其继续，“大国天命”无异于“大国赌命”。

　　“夺食”

　　1月23日，一则“柳州米粉厂集体涨价遭全体市民拒吃，致销量剧降五成”的消息传遍全国。在当地论坛里，网民公开详细数据，认为此次涨价并非厂家所说的“原材料上涨”，而是“有人幕后操纵企图垄断”。

　　这种“想尽办法”与民“夺食”的场景，几乎成了过去一年在应对金融危机旗号下国内各类分利集团竞相表演的节目。比如，2009年下半年，在不公开成本信息、价格听证不透明的情况下，垄断集团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唱着价格改革和节能减排的调子，迅速启动油、水、电、气、暖等最基本民生消费品的“涨价潮”。

　　最震撼人心的“大制作”还是来自于房地产。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6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增加超过100%。排名前2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高达8019亿元，同比增加160%。其中，杭州市以创纪录的1200亿元夺魁，同比增长393.22%；上海市1043亿元位居次席，增长180%；北京市928亿元稳获第三，增长83%。

　　这三大城市也将“土地财政”演绎到了癫狂状态：杭州市1200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520.79亿元的2.3倍；北京市的这一比重达到45.9%，上海市也达41.1%。

　　在这些壮观景象的后面，就是2009年的“房价飙升”和“‘地王’横行”。

　　央行一位研究官员告诉记者，近年来，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的依赖，土地买卖炒作、持有环节的税收制度的缺失，城市化与保障性住房稀缺矛盾，导致了商品房刚性需求，“房地产泡沫早在货币政策转为适度从宽之前就已存在并比较明显了”。

　　之所以在2009年激化成一场广大普通居民在房价、拆迁上，与地方政府、地产商集团之间“生死搏斗”式的对峙，关键在于金融危机“阻碍”了外部增量式的繁荣，因体制固化已经对利润高增长形成深度依赖的分利集团，毫不犹豫地转身于内部，通过驱动行政力量强行控制和分割存量，将一场外部经济危机推演向内部社会危机的方向。

　　比如，2009年各地方的拆迁热潮，引发了全社会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集体声讨。但现实是，几乎每一户遭强制拆迁的家庭都拿着《宪法》这样的根本大法，和《物权法》这样的“私法之母法”，与拆迁方手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峙，结果都是“在死伤中纷纷败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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