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新约·马太福音》

　　记者 宁南

　　“靠！”

　　国贸桥下，面对轰然拔起的CCTV大楼，远道而来的朋友显然被震慑住了：230米高的建筑，顶部横结构悬在180多米的高空，向外横挑70米，组成的强烈不规则几何体，在CBD上空藐视一切，时刻提醒着你是多么渺小……一种对“超一流”的自圣与膜拜，被建筑语言空前凶猛地传达出来。

　　穿过工地围墙，近距离观察这座“21世纪新标志”，感受到的却是一种与周围地理环境和文化心绪格格不入的失衡状态：暴露在外的菱形钢网捆绑着灰涩粗重的躯体，折叠向上之后再扭曲回来，插入自己的身躯……纵横交错的网格、斜长方形中空、非垂直切割线，在生理上激化出一种无法化解的紧张感。

　　“如果把这些超强对比的视觉压力，与那场气味诡异的央视大火事件混合起来，可以完美注解当代中国。”指着眼前那幢正在被修缮的焦黑副楼，这位在加拿大研究政治学的朋友感慨到，“从外面看，大国崛起的气势无所畏惧又无所不能；从里面看，危如累卵的空间又充满了不安、焦虑和冲突。”

　　他稍嫌主题先行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过去十年，这个主题几乎没有变化，即使变化也只是体量上的变化，而且这种体量变化甚至更加加固了这个主题。”在他看来，刚刚过去的2009年，中国主题几乎被加速演绎到一个难以驾驭的新高度：“大国和平崛起”逼出了G2；“内部矛盾紧张”造就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网络潮词：“邓玉娇刺官”、“躲猫猫”、“绿坝”、“开胸验肺”、“欺实马”、“被增长”、“临时性强奸”……

　　对于前者，可能没有谁能比2009年就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体会更深。“总理先生，你准备好了和我见面吗？准备好了吗？”当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走到无果而终的最后一刻，奥巴马边走边喊，直接闯进中国总理温家宝主持的“基础四国”立场协调会时，已经暗示了全球大国地位升降的新变化。日本《选择》月刊2010年1月号刊文解读到：“实际上，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在100多个参加国的注视下推动达成了协议案。只要是涉及政治行动，我们总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和美国一起成为国际舞台上两个闪耀主角”，总而言之，“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将无法解决世界问题”。

　　对于后者，2009年发生的三大社会突发事件给出了最惨烈的注解：乌鲁木齐打砸抢烧、通钢工人打死民企管理者和唐福珍反抗拆迁自焚。这些惨案直指当代中国最不稳定的社会情绪：民族关系紧张，社会阶层冲突和官民矛盾突出。而这三大矛盾的矛头又同时指向唯一的根源——强烈不公平下过于悬殊的社会发展差距。

　　“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打着服从大局的旗号，用推土机粉碎掉人们的基本生活，这是什么法律问题？”面对电视画面中唐福珍冷静地将汽油浇在身上并点燃自己，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2009年11月27日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我要说，这跟什么狗屁法律都没关系，这只是个简单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你们是不是人……金牛区天回镇政府，你们没有任何存在这世上的必要，愿天下所有最恶毒的诅咒都在你们身上应验，愿你们入火狱而永不得拯救！”

　　十年来，在高速增长的经济推动下，成功的好像愈发“成功”，失败的又似更加“失败”，这种“双面神”般的中国主题一时间遮蔽了所有有关我们这个国家的弹赞。在“成功”纠结“失败”的自己与自己撕扯下，站在2010年的门口，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会选择什么？我们会走向何方？

　　我们眼前是一道窄门。

　　天命中国

　　1月21日，在国新办记者招待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了2009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初步测算，全年GDP实现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中国GDP“超八”的消息瞬间传遍整个依旧忧云笼罩的世界，全球股市冲动一片。人们都在瞩目中国又一次惊艳增长时，可能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更加惊人的数据同时出现了。

　　根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定下的目标，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也即2020年中国GDP要达到357616亿元。那么，在2009年335353亿元的基础上，2010年只要再增长22263亿元，也即GDP再增长6.6%，就能提前10年完成“十六大”提出的GDP战略目标。

　　面对过去十年的中国在东亚建立的经济伟业，1月6日，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佩特拉斯在西班牙《起义报》上撰文对比了“9·11”以来的一对输家和赢家：“美国在亚洲寻找地位无足轻重的军火买家，而中国则与俄罗斯、日本、韩国等重要经济伙伴大力签署贸易和投资协议；美国利用国民经济为海外战争融资，中国则开发矿产和能源资源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美国投资军事技术用来对付卫星国家的国内骚乱，中国则投资民用科技创造出口竞争力。”

　　他接着调侃道：“中国投资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美国则军事打击这些国家；中国出售阿富汗人民婚礼用的盘子碗碟，美国则轰炸阿富汗百姓的庆典活动；中国不资助种族战争，美国则组织‘颜色革命’；中国吸引全球消费者，美国则在国内外制造恐怖分子；中国自给资金发展经济贸易和运输系统，美国则因无休止战争、救市和发展非生产部门而让国库负债累累，同时让成千上万的人失业……”

　　2009年1月20日，小布什离开白宫的那一刻，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伊拉克冒险行动无意中产生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全球经济中心向东亚回归、东亚经济中心向中国回归的加速——中国是美国反恐战争的真正赢家，无论美国能否成功打垮基地组织和伊拉克的叛乱。

　　在这个圈子里还流行着一个笑话：“美国打冷战，日本获胜；美国打反恐战争，中国获胜。”

　　这个笑话的确抓住了过去60年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关键。正如克鲁格曼所言，美国“对中国购买美元已上瘾”，实际上对中国提供廉价商品也已上瘾。如果要结束这种情况，首先必须接受痛苦的“戒毒”。然而，廉价的中国信贷和商品的涌入不仅使超级富豪获益，同时也使美国较低的社会阶层获益。于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形势越恶化，美国政府对这种依赖就越难于戒除。

　　美国资深记者Ted C. Fishman对此总结说：“入侵伊拉克不仅丝毫未能为第二个美国世纪奠定基础，反倒毁坏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声誉，进而破坏了美国及其货币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并加强了中国在东亚乃至以外地区逐渐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趋势。”

　　中国“鹰派”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问题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木把这归因于“天命”。在他看来，近代史以来，中国多次在生死考验面前化险为夷：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肢解中国之际一战爆发，中国得以喘息，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发展并接近统一中国；1940年代，日本已将中国分裂成几个傀儡‘国’，与此同时赳赳武夫东条英机上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迫使日本两面作战，结果在中美夹击下日本完败，台湾回归中国……1999年，李登辉操弄‘两国论’妄图分裂台湾，结果台湾大地震，震得李登辉锐气大挫；2001年小布什上台全面遏制中国，结果‘9·11’爆发，美军挥师中东并深陷伊拉克；2008年4月，西方联合起来在西藏问题上刁难中国，在奥运期间又将中国股市砸到谷底，没想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倒闭，整个西方世界陷入自1929年以来最深刻的经济危机，尤其重创美国经济。”

　　如果说中国的复兴崛起真是天命，那么，“天命”之后的现实“气运”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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