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我们住房的真实现状，这位原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认为，发展房地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解决全体人民的住房问题，而不是单纯为了增加GDP、增加政府政绩和财政收入，更不是为了增加官员的寻租机会和开发商的暴利。

　　“改革死了，‘王爷’当道”

　　“现在不是1978年，人心已经变了。不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比30年前更困难，不是我们连‘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魄力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而是欲望和私利已经无孔不入。”

　　“改革死了，改革在1998年，最晚在2000年已经‘结束’了……后面出现的都是心照不宣的扭曲权力，为某些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服务。不就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把事情定了么？甭管是土地红线，还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征地拆迁，不再是‘尝试-纠错-再尝试-推广’的问题，而是怎么做对我有利，对我个人有利。”

　　“这个出发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这几个人来说，你不要约束我，我也就不揭发你。大哥别说二哥，都是那么回事。大家面子上还保持个老大、老二的关系，其实谁能真服谁啊？谁不知道谁都不干净吗？”

　　网民“小米”这段激烈的言辞喷发出来，几乎每个批评其情绪化的看客，都不得不承认“切中了要害”。尤其是“改革死了”的断言，如果是从改革的公正、公平和公开角度去理解，如果是从2003年3月国家体改办撤销的事件来定义，也未尝不是真相。

　　作为承担中国改革设计的政府机构，已死了6年的体改办有着曲折跌宕的悲欢经历。

　　改革之初，被委任主持改革开放的赵紫阳，手中没有一个可以用来完成此重任的执行机构。这位政治家在1980年5月设立了一个临时办事机构——“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两年后，改革在全党终于达成共识后，第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列入国务院部委序列。

　　1987年11月，李鹏就任国务院总理，中国改革第一波也进入高潮。为了将改革推向更深入，次年 3月，国家体改委升格为国务院高层次的议事机构，总理兼主任，不列入国务院组成机构，体改委也因此走到了自己的权力巅峰状态。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一年后就发生了政治风波，体改委内许多改革风头人物出走，体改委颓势显露无遗。

　　1991年初，朱镕基被调入北京负责新的经济改革。此时的国家体改委保守气氛浓厚，朱镕基很难对之倚重。同样的故事发生了。一年半后，一个临时办事机构——“经济贸易办公室”成立了，次年3月升格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这也意味着，新时代的改革重任交给了国家经贸委。1998年3月，就任总理的朱镕基拉开了机构改革大幕，体改委降级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多年不参与改革实际操作的体改委或体改办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政策咨询机构。 2003年3月，体改办被彻底撤销，人员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发改委，改革的任务交给了在原计委基础上成立的国家发改委，企图简化机构集中权力，以更加坚决地推进改革。

　　然而，这个既管发展、又管改革还管“计划”的超级部门，在职能上显然更偏重于权力更大的经济项目审批和发展规划，而需要统筹考虑的改革规划，则自然而然被分散到国务院所属各职能部门。2003年之后，不能说高层没有花大力气推动改革，但改革终于变成了由部门利益主导的“改革”。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体改办副主任邵秉仁接受媒体采访时举例说，当初设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时，就规定国资委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履行出资人职能，当运营国有资产的“老板”，而不是直接管理企业的“婆婆”。但当国资委操作国资改革后，“目前国资委管理架构，还是把国有资产管理当成国有企业管理，延续了以往计划经济下对企业的管理办法。

　　过去十年，这样的故事频频出现：铁道部“关起大门”搞铁路改革；电信部门反复四次折腾电信改革；证监会改革资本市场，死死不放发行审批权；财政部的分税制改革，伴生的是基层政府负债累累，财政几近崩溃；国资委改革，垄断行业越改越强；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教改、医改，更是民怨四起……这种“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改”的部门改革之所以失败，直接原因早已被反复指出：部门利益成为势力最强大的“分利集团”。

　　相对表现为地方利益的“诸侯经济”，诸多研究者把这种日益坐大的部门利益称作“王爷经济”。辽宁省财政科研所所长王振宇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削弱了“诸侯”经济实力，“诸侯经济”目前已经很难挑战中央政策，但近年来部门政府间的竞争形成的“王爷经济”，已经威胁到国家政策和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行。

　　“如果说‘诸侯经济’还具有某些生产和创利作用，那么‘王爷经济’则带有更多的垄断特征和分利性质。”王振宇从自己的实际研究发现，“王爷”权力肢解了政府财权的统一性，“收入上，大量的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大量的国有垄断集团税后利润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以部门利益的方式自主运行”，他估计此类收入规模约为财政预算内的30%－40%。

　　“财权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形成的利益取向，更是“诸侯经济”所难以企及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告诉记者，不仅仅改革，目前的立法也往往是“部门立法”，“各部门都想通过立法为自己授权，扩大本部门的管制权力”。

　　他警告说：“虽然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管制是必要的，但这种为扩张部门权力而加强的政府管制，则是市场化的倒退。”

　　面对改革被部门利益架空的局面，邵秉仁毫不掩饰对当年国家体改委的怀念，他指出，体改委主持改革的时期，不仅要向国务院提出改革方案的整体构想，而且还会按年度制定当年改革规划以及跨年度改革计划，客观记录当年改革历程，科学分析改革形势，冷静分析改革当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理性提出改革建言。

　　“缺乏这样一个综合部门，国家就不能通盘考虑改革的全局。从改革的经验上总结，现在仍然需要一个改革的综合部门替党中央、国务院考虑长远改革发展的战略问题，能够制定跨部门的全局性改革规划。”他担忧地说，部门利益一旦形成并固化，对国家的科学决策会有影响，“现在的问题是利益格局越来越固化”。

　　这位在操刀电力改革的电监会副主席任上退休的改革派，向决策层表达了自己的忠告，改革最关键的是决心，“从历史上看，当改革遇到困难时，需要魄力强力推行，需要审时度势、不失时机，看准了就干”。

　　巨轮转航

　　本届政府主政时间过半，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还有两年多的时间继续书写自己的历史业绩。回顾过去近8年的中国足迹，既有经济体量迅猛增长和“全球第二大经济国”的壮阔成就，也有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每年数万件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紧张……但如果足够敏锐，不难发现，当社会情绪仍然在自豪与愤怒中飘摇不定的时候，中国这艘巨轮已经悄然实现了180度的转身。

　　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召开，大会报告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当时仍处在经济紧缩状态下的中国，最期待的仍然是经济复苏和快速增长。

　　次年3月，新一代领导集体遭遇“非典”的严峻考验。这次危机推动了执政党开始反思过去所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在2003年7月28日召开的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综合党内外的意见，胡锦涛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

　　这就是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源起，也标志着胡锦涛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执政纲领。一位党内研究人士告诉记者：“其实，此前锦涛同志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只不过通过一场危机让这些思想成型进而取得了党内同志的共鸣。”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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