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城市的未来｜校舍新了，工资涨了，乡村教师还有什么烦恼
澎湃新闻 王煜 制图
图2:2021年1月初，云南某山区幼儿园，每个教室都配备了投影设备和白板。但随着参观和交流的深入，笔者却发现一些怪事：学校课程表上找不到英语、美术等课程；同一位老师身兼多个年级的不同课程教授任务；配有3500本优秀儿童读物的图书室似长久未开放，少有借阅的痕迹；一间紧锁的教室内堆放着手风琴、木琴、钢琴、架子鼓、吉他、二胡等乐器（图3），问学校学生，竟无人上过音乐课，也不知道这个教室的用处。
因老师忙于教学和庞杂的其他事务没有精力管理，拥有3500本读物的图书室近乎无人问津。作者 拍摄(00:09)
图3:2021年1月初，云南某山区村小，种类繁多的乐器在这里成为一种摆设。类似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调研的其他村完全小学和部分镇中心小学中。这些情况都指向了教师资源的结构性缺乏，而这一问题并非短期内靠财政投入能够解决。
根据笔者在当地的访谈，特岗教师的月收入有6000多元，已与当地市区内每平方米均价5000元的房价相当。如此薪酬水平仍然吸引不了足够的英语、音乐、美术等科目老师，值得深思。
一个需要警惕的现象是，村小内相关科目老师的缺乏正快速拉大农村教育内部的不公平。由于大量村小开不出英语课程，村小毕业的孩子进入初中后将在应试竞争中面临显著的劣势。此外，不少村里的家长将孩子送到镇中心小学就读以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这一方面加速了许多村小的萎缩和边缘化，让其更没有可能招齐所有科目的老师。另一方面，具备相对完整师资的镇中心小学也疲于应付大量流入的生源，普遍存在班级人数超标的情况，使任课老师长期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逞论关心学生的素质教育和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政府完善招录计划，补充更多相关科目的老师进入乡村教师队伍，还需要高校因应农村教育需求加大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
其次，“唯分数论”导向下教师功利性的流动也在侵蚀着乡村教育的初心。
一方面应当看到，在一系列政策的保障下，乡村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2020年8月，教育部等六部委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对乡村教师的编制调整、交流轮岗、工资待遇和生活待遇等都做了明确安排。政策效果直接体现在了教师的留任率上：以云南省为例，在2006—2020年，该省共招聘特岗教师8.62万名，占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的29%，全省特岗教师服务期满后正式入编入职的留任率长期保持在95%左右。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师资相对紧张、综合考评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农村义务教育尤其是小学阶段教育功利化的趋势愈演愈烈，集中表现为在“分数指挥棒”下教师队伍内部的功利性流动。
笔者在云南和湖南条件较为艰苦的农村地区调研时发现，教学成绩不突出的教师和非主科教师基本没有轮岗交流的机会，常常心灰意冷；而那些班级成绩优秀的教师则是各个条件较好的学校相互争抢的“香饽饽”，通常会被镇中心小学或靠近城区的小学收入麾下。一位镇中心小学负责人道出其中原委：县里每年都会对学校的考试成绩进行排名，对于成绩处于全县平均水平之下的校长会予以警示。
教师的“动”与“不动”，反映了农村教育资源的内耗和内部加剧的不公平性，不利于提升农村基础教育整体水平和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对此，除了应在政策层面破除唯分数论，建立更为综合性的乡村教师评价体系之外，还应当切实完善交流轮岗激励机制，将轮岗机会与成绩脱钩。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政策的规定，将到乡村学校任职固定年限作为申报高级职称或学校领导岗位的必要条件，同时强制安排村小、教学点新招聘的教师到县城学校或乡镇中心校任教固定期限，以提升教学水平。
第三，繁杂的非教学事务正成为压垮乡村教师的“最后一根稻草”。
笔者的研究团队在福建农村的一个小学教学点调研时有过被拒绝的经历。当我们拿着一叠问卷让老师们配合填写学生情况时，一位老师突然情绪失控，大声质问：“怎么要填这么多？占用我们时间，你们给钱吗？是不是填写完了发现了问题，还要我们配合做很多其他事情？整天时间都在应付你们这些人，不用教学了！”我们在与乡村教师进行座谈时，都会问他们处理非教学事务占总工作时间的比重，大多数的回答是50%以上。
在他们看来，家访、处理学生矛盾、与学生谈心等还都属于教学相关事务。根据访谈信息，笔者整理的乡村教师“非教学事务”列表中包括：对接精准扶贫中结队帮扶的贫困户、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参与森林防火运动、动员村民安装某个安全类APP、填写儿童龋齿发病情况表格，等等。此外，参与和配合各级领导视察和座谈更是家常便饭。一位村小语文老师告诉笔者，因为自己能写会说，被临时调离教师岗位，去任职某村村长以应付上级检查任务。
这些现实情况表明，乡村学校已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而乡村教师则成为政策工具的一部分，甚至已经变成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一方面，乡村教师群体有相对高的文化水平，具备理解和传递政策信息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背景下，承担了孩子教育责任的老师是乡村场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聚拢关注力，并发挥号召力的人。基于这两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此之多、之杂的行政类事务会被摊派在乡村老师们的身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冠疫情大大加重了老师们的事务性压力。由于校园实施封闭式管理，许多乡村学校教师必须在工作日中24小时与学生待在一起，教学工作之外不仅需要疏导学生的心理压力，更要避免自己的情绪崩溃。展望未来，在乡村振兴政策的大背景下，政策需要更加关注如何着力构建完善的乡村治理结构、培育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真正做到为教师减负，让他们回归教书育人。
乡村教育和农村儿童的发展，既关乎乡村振兴，也关乎城市的未来，更是国家持续进步的希望所在。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还在于挖掘和发挥乡村场域中的积极力量，而为乡村教师提供政策支持就是一条重要途径。乡村教育中的诸多问题都与乡村教师有关，但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不应以问题视角看待这一群体，而应将他们视为资源、途径和希望。
（作者杨帆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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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未来”关注3500万流动儿童和6500万留守儿童，呼吁改变1亿中国儿童身份困局。本专栏由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纵横计划”资助，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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