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十年：一群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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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12日 10:38 经济观察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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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锫坚 北京报道 中国有过两波留学潮。 19世纪70年代开始，梦想着“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老大帝国的长辫少年扬帆西去。
一个世纪以后，国门再次打开，中国人义无反顾地拥抱世界新知。 新的留学者中能否诞生今日的詹天佑、胡适、竺可桢、赵元任？这是一个悬念，也是一个梦想。 CCER的诞生 1993年夏天的海南岛，波涛翻滚，1989年后国内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经济学大会在此举行，主办者包括留美经济学会、留英经济学会和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从英美回国的易纲、张维迎、林毅夫、海闻等一群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子，在此酝酿了90年代第一波“回流”。他们筹划在国内建立一个吸纳海外学子的经济学研究机构——这便是日后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从1994年建立至今，CCER已走过十年。从筚路蓝缕的地学楼，到古朴清雅的朗润园，打通中国和世界的研究，成为改革决策的智囊重镇——CCER的儒雅学者们离他们的理想越来越近。 “其实从1988年开始，我就和北大一些老师、朋友探讨成立一个新的研究机构，聚集一批人，对教学、研究的改革有所推动。1993年去海南之前，我和张维迎、易纲、海闻就在北京酝酿这个事情。”林毅夫说。“海南开会时，中央已经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觉得留洋的人有用武之地了。”海闻回忆。他和易纲等人是80年代最早出国的一批经济学人，两人先后担任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他们的想法代表了一批留洋年轻人的梦想。而牛津大学博士张维迎在80年代因“为‘向钱看’正名”以及价格改革的建议，已赫赫有名。 林毅夫等人的努力，获得了北大校长吴树青和其他领导的支持。1994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宣告成立。林毅夫任主任，易纲、海闻为副主任。 “当年创办CCER我们有两套思路。我和林毅夫的想法，是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和国际接轨，而易纲和张维迎更多的是想做一些政策性研究。中心成立后，一直努力把这两块东西结合在一起。”海闻说。 而在这两方面，CCER的贡献都有目共睹。从翻译编辑西方教材，到主办中国经济学年会，从研究生培训到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经济学季刊》，CCER推崇的规范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得到了国内普遍接受。周其仁在电信改革方面的研究、林毅夫等人在三农问题上的见解、国企改革的争论以及在金融和宏观经济方面，CCER已成为海内外瞩目的中国经济政策智库。当然，林毅夫还是保持了他一贯的谦逊：“我们对问题进行研究，在国内期刊发表文章，有些作为政策建议，给中央参考。但更多的影响，是让社会各界对某些问题形成共识。” 梦想 为中国陈旧的经济学教育吹入西风，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造就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为改革决策提供有影响力的意见……在中心成立之初，每个人都怀着这样的憧憬和梦想。 林毅夫的梦想，代表着他那一代经济学家攀登世界经济学高峰的雄心。“我觉得，从企业自生能力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构建一套发展理论，甚至一般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出现的许多问题。” 而师从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的陈平教授，则在新兴交叉学科——复杂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经济动力学的研究中处于世界前沿。在回答我们的提问时，陈平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的统一理论，把经济学从微观到金融到宏观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快的话5-10年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学研究，过去很不规范，从侃大山到完全的数学推导，什么都有。”海闻等人最初的工作，是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提高中国研究的层次。改变以往培养研究生，始终是师父带徒弟的模式。 1997年回国的姚洋博士是《经济学季刊》的主编，许多人给他写信说，季刊的匿名审稿人太严格了。很多人从写稿到发表要一年时间，中间往往需要多次修改。 “学术杂志的好坏往往就看改稿的次数。”在他的手下，《经济学季刊》日渐成熟。 CCER有一群优秀的学者，但在这些优秀的学者看来，CCER最吸引人的是它以其开放的心态、自由的风气、独立的立场为他们提供实现梦想的场所。“我想CCER的最大贡献，是走出这样一条路：国外学成归国的经济学人，在国内是有办法生存并作出贡献的，北大这批人发展得还不错。这让更多的人有信心回来。”林毅夫说。 角色冲突 一个学术机构要正常运转，首先要保证学者们回国后能像在海外一样在宽松的环境中研究，经费有保障，在收入方面没有落差。这的确是林毅夫等最早一批回国者担心的问题。在最初的几年里，林毅夫从福特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获得了资金支持。 大概在1999年前后，福特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赞助就停止了。CCER必须通过其他方式筹集经费。“开始是侧重自己找研究项目，从中获得研究经费和生活补贴。后来主要靠教育项目，开办了双学位、国际MBA、金融班等等。这些项目是经费的一大笔来源。” 可是，“许多专心做研究的学者，都不愿意做事务性、程序性的工作，他们喜欢创造性的事情”从1998年开始负责CCER的MBA项目的胡大源说。 为此，许多人做出了牺牲。林毅夫认为自己的最大比较优势是做研究，但目前真正做研究的时间，远远少于他所期望的。“大概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时间是行政工作，真正坐下来研究的时间非常少。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不过，这群研究人员必须要有一个机构，我作为负责人，对中心发展有责任。我个人时间有牺牲也值得。” 在科研方面做出牺牲的恐怕还有海闻、胡大源等人。“我大部分时间是做行政工作的，60%做行政，30%搞教学，10%做研究。对于一个学者来讲，这种牺牲让我在反思自己的定位。”海闻说，“我们有很多学者，但既懂学术又懂管理又愿意做管理的人不多。而行政工作对一个机构来讲是很重要的。” 作为MBA负责人的胡大源有着同样的感叹，大量的行政性事务并非他真正想做的事，但他对此并无怨言。 CCER的未来 CCER的标志像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试图开启的，是一个个未知而让人兴奋的世界：中国经济增长的世界之谜，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下一任获得者。 现代经济学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对发达国家的现象有解释力，但往往不适应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问题。 早在中心成立之初，林毅夫就曾提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影响，和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高度相关。20世纪之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要经济学家都出自英国，而20世纪尤其是3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家都出自美国。在林毅夫看来，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其经济问题和解释也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学家做出贡献的时机正一步步成熟。 在成立1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在国内开风气之先的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基地，作为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研究规范的首善之地和排头兵，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如何在未来继续引领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主流趋向，为华人世界培养出更多的经济学人才，成为有可能在未来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这已成为CCER人需要思考和面对的战略性问题。 致力于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育的规范化和国际化，致力于中国经济转轨的政策咨询，甚至是经济学理论的改进，相对于它所承载的这些期望和使命，CCER过去的10年只是一个起步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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