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闻：我是个搭台的人

　　本报记者 李翔 黄锫坚 北京报道

　　除了那些在舞台上闪耀的明星之外，是否还有人会记住搭建舞台和组织演出的人？海闻一定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年中心常务副主任，海闻坦言自己已经几乎很少有时间用来做学术研究了，而在外界看来，他本应该是中国最好的学术研究者之一。对于他而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是他尽心搭建的学术舞台，而且他要让最好 的学者来在这个舞台上表演。某种意义上他已经成功了，但是随即他又被加上了一个新的身份：北京大学负责财务和发展的校长助理。

　　海闻有太多的被隐藏的身份。公众对于他的了解似乎仅仅是一个国际经济学的专家，他的理论同实践的最大碰撞在于他对中国入世的影响。而他作为舞台搭建者的功绩却很少被人提及，没有人知道他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了多少细微的工作。他的工作的继任者李玲说出的几个细节可能会让我们震撼，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每个办公室的窗帘和家具都是这位学者亲自到市场上挑选采购的。还有更加让你肃然起敬的，他是人民大学出版社那套经济科学译丛的主要策划者和实际主编——有人甚至拿这套书同商务印书馆的西方学术经典译丛相比。

　　经济观察报：作为中心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谈一谈当年创办CCER的想法？

　　海闻：当年创办CCER我们是两套思路并到一起的。一套是林毅夫和我的，就是把北大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搞好；易纲和张维迎更多是想搞一个理论与政策的研究机构。1993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留英经济学会和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海南联合举办“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理论实践研讨会”时，我们商量一起回来搞一个集科研、教学和培训为一体的实体机构，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贡献力量。当时中央提出了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觉得我们这些海外留学的人应该是有用武之地了。我们在中国长大，了解中国的现状，在中国接受了高等教育——比如我和易纲是北大经济系的，周其仁是人大的，学完之后又在国外对市场经济进行了很久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易纲是1980年去美国的，我是1982年1月份到美国去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我们都已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十多年了。

　　中心的创始者6个人里，林毅夫是主任，易纲和我是副主任。6个人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分工。我实际上一直做常务工作，从开始一直到去年，因为做了北大的校长助理，才开始渐渐不管中心的工作了。

　　经济观察报：中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

　　海闻：机制很重要，中心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机制的与众不同。如果我们当初是一个人一个人地回到国内各个单位而不是建立一个新机制的话，工作起来很可能会受旧的机制束缚。中心在成立之初就创立了全新的机制：既给教授充分的民主自由，又有行政管理制度的规范。教授有很大的学术发展空间，但有严格的晋升标准。现在大学人事改革的许多做法，我们从一开始就实行了，包括废除自动终身制，不直接留自己的学生等。这就是能够吸引海外学者来中心工作的重要原因。这也应该感谢学校支持这种机制的存在和发展。

　　另外一个不同是在定位上。跟国内的政府学术机构相比，中心更加注重学术理论的研究，而跟高校的经济学院系相比，我们又更多地参与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同时注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教学研究机构。

　　经济观察报：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工作？

　　海闻：过去9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负责中心的常务工作包括许多项目的启动和日常管理工作。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主要的事是筹备中心的成立大会。中心是在1994年8月份成立的，但成立大会是在1995年的3月10日召开的，主要是为了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围绕成立大会我们还搞了很多讲座等学术活动。以后我也负责筹备了许多会议，包括国际水稻会议、最初的CCER-NBER年会、互联网政策与发展研讨会、中国经济世纪论坛，首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等。

　　第一年我们几个人都在北大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教课。1996年秋季开始我们就有了自己的研究生和双学位学生。1998年以后又有MBA。作为常务副主任，我在这些教育项目的启动和发展上倾注了心血。

　　在推动经济学教学方面我们曾经搞了一个经济学师资培训，当时我们国内师资很缺。我从世界银行申请了一些钱，利用暑假办了经济学师资培训，每期六门课，每门课一个星期，30个课时，连续搞了两年，先后有100多名老师参加了培训，都是来自全国各高校的。

　　我们还做了两套丛书。一套是易纲和我编的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一套是我担任执行主编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我回来之前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我们有一个留美经济学会会员的通讯网，我通过网络向留美经济学会中的老师们收集意见，选教材。很多书都是我推荐的。我的标准是：第一，国外最好的教科书里的前三本；第二，必须是5年之内的，很多80年代的书还在翻译，我说这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跟上最前沿。

　　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是从1999年开始创办的。开始时每天只有几百个人访问，现在每天大概有4-5万人浏览，注册会员大概有3万多名。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网上调查，上网人员中约有46%是大学本科生，约45%是硕士生和博士生。这完全是一个专业网站，基本上都是一些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学者、学生来访问，我们为他们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为了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教育科研水平，我们还联合其他高校举办了中国经济学年会，第一届年会在21世纪的头一年举办，现在正筹备第四届，我被推选为首任秘书长，负责这一平台的组建和协调。

　　为了搞好工作，我经常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同时我愿意去实际操作。中心的很多事情，光有想法是不够的，你要把很多细节都照顾到。过去十年里面我的很多工作就是把这些事情做实做细做成。

　　经济观察报：您是如何分配自己做行政工作和做学术的时间的？

　　海闻：我大部分时间是做行政工作的，60%做行政，30%搞教学，10%做研究。这种时间上的牺牲对于一个学者来讲是很心疼的。我自己心里也总是在想，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

　　我们有很多学者，但是我们缺乏懂学术又懂管理，而且又愿意做管理工作的人。做管理工作一定会影响学术研究，但是总是需要有一些人来做这些工作的，而这些工作对一个机构来讲是很重要的。我当时想，如果是单做一个学者的话，我完全没有必要放弃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我完全可以在美国或者到其他地方去从事研究工作，我也可以利用暑假或学术假期回国教书。建立这个中心的意义并不在于自己做学术做得很有名，而是要建立一个平台，使一大批学者能在这里做学术做得有名。我们有很多的杰出学者，但怎么能够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作为一个组织和团体来发挥作用？组织者要懂学术，否则不知道怎么组织，同时也要有牺牲精神。

　　我做了近十年的常务副主任，很多事情我做了是写不到简历上面去的。我是搭台的人，但不一定每次都非要自己在台上唱戏不可，请更合适更优秀的人来唱戏比自己唱要好。我自己没有办法评价我自己，我知道我做的事情很重要，我也知道自己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了许多牺牲。我只能说，我目前的目标不是自己在学术上怎么怎么厉害，也不在于写了多少多少学术文章，我的理想是我们能够把这些优秀的学者组织起来，作为一个团体能够去多做一些事情，多影响一些人。

　　但其实我还是不甘心的。我最近对我的学生讲，我呢十年做一件事情：成人后的头一个十年是下乡；第二个十年是学习，期间也做了一些事，包括在留美经济学会的工作；第三个十年做CCER；第四个十年我要为学校工作，为北大的发展做贡献。我60岁以后不再做行政，60岁到70岁之间，我要专心做学问。我在美国读了那么多年书，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而且我还在自己的国际经济学领域里跟着前沿呢。但是目前，我做组织工作比自己专做学问意义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