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谭瑞岗 北京报道
卢锋教授的经历在他这一代学者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78级的大学生，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归国后迅速融入学术界主流参与中国改革的进程。这些学者大都具有开放的心态，语言风趣，待人儒雅平和，少做激烈极端之论。采访中卢锋教授正是给人这样的感觉。
卢锋笑言学习经济学是半路出家，回国时“侥幸”在中心得到教职，只是想对自己有兴趣的现实经济问题做一点粗浅的研究，没有想当专家，更没有想攀登学术高峰。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就是想教好一两门课，研究一两个题目。1995年底回国后有几年他主要研究农产品贸易、粮食棉花流通政策、农产品统计等问题。这两年还与研究生一起做清代以来350多年(1644-2000)我国长期米价整理和估计的数量经济史研究。2000年前后农业方面问题研究大体告一段落后，他又集中用两年多时间写中国版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书成之后游学哈佛，主要进行产品内分工问题研究，试图通过提出产品内分工的概念框架，从国际分工形态角度解释我国经济开放成长的特点，包括加工贸易特别发达、国际收支双顺差、在经济发展较早阶段面临本币升值压力等问题。最近，卢峰的研究方向做了一个较大的转变，主要研究新一轮钢铁景气和调控政策。在他看来，他所做的工作其目的都是要给中国社会创造“认识增加值”。
经济观察报：一个学术机构有其自身的品格，您觉得CCER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
卢锋：中心很重视保持经济分析的独立性。中心的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服务，包括为公众和政府服务，但是服务的方式是通过提供分析信息产品的方式实现的，为了保证这类信息的科学性，就需要坚持学术意义上的独立性。中心创始人员就很明确这一原则，后来中心的同事也一直像保护眼睛一样珍视这一原则。如果在政策研究中可能发现政府特定经济政策存在某些问题，就应当分析和批评这类政策，并提出改进的意见。中心同事有关经济改革的很多研究，都从建设性角度提出已有政策的局限和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实行的某项政策，一时在公众舆论中还不能得到较多理解，如果我们从经济科学和我国经济长期成长利益角度看是正确的，我们也能鲜明地表达对政府政策的支持性分析意见。这一点在前几年入世争论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在对现实问题分析中，既与政府特定政策保持独立性，也与公众一时的舆论保持独立，最终要建立在自觉运用经济学科学原理基础，建立在对中国国情仔细观察和逻辑一致的解释基础上，而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或自命不凡。
经济观察报：如何方能实现研究机构的独立？
卢锋：做到这一点有一些前提条件。一是中心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套比较好的内部管理体制。例如，中心教学研究人员的招聘，始终采取公开透明的教授投票决定方式。所有招聘职位对外公开发广告，候选人提交申请文件由教授会议评审，最后由教授会议采用一人一票的匿名投票方式决定取舍。这个简单的制度具有关键意义，社会科学研究不需要什么特殊设备，主要就是靠人，一批具有相同理念的人集合在一起才可能把内部交易成本降低到最小，才能保证组织的有效运转；二是中心有很好的学术民主环境。同事之间、师生之间学术上有不同意见，能够做到自由平等地交流。例如林毅夫教授虽为中心主任，但是他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同事和学生畅所欲言地发表不同意见，大家对学术意见分歧和沟通习以为常。记得我回国前后，当时还在中心工作的张维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就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展开讨论，媒体用“中心内部交火”之类耸人听闻标题报道，对中心来说实际是很正常的学术讨论。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卢锋：就运用经济学理论观察研究我国现实经济问题来说，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方面与实践要求还有明显距离。研究中国经济成长和政策问题困难，除了历史和体制背景的特殊性，还在于中国经济增长很快，结构和参数都在很快变化，国际经验只有比较有限的借鉴意义，因而如何科学解释快速发展经济出现的问题，采用适当的政策加以应对就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挑战性的课题。例如，钢铁水泥电解铝成为近年宏观调控的重要对象，但是对这些行业比较规范系统的经济学分析并不多见。
经济观察报：经济学家的经历对他的研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卢锋：中心教员构成特点，是留学前较多在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工作过，这是他们成长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而不单纯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经济学者自身经历和社会体验对他们所作的经济学观察和分析具有重要而微妙的影响。经济学研究注定要运用科学假设方法，实际经济现象具有多种复杂的属性，对问题涉及主要变量的观察判定，往往与经济学者的社会经历和倾向性存在联系。较多社会实践经验，对社会经济内在脉动有真切感受，加上掌握和运用经济科学分析方法，才更有可能在提出问题和解释问题上贡献更多的认识增加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