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跨越物理学和经常学的鸿沟

　　本报记者 谭瑞岗 北京报道

　　1968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一名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的大学生陈平被分到成都铁路分局开始了6年的电工生涯。这名电工后来成为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的学生，现在的身份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

　　他坦言其学术风格是在学派交锋点找问题、找观察、找局限，在学科交界处找思想、找方法、找领域；他鼓励他的学生在学生时代就要勇于和善于探索前沿，冲击前沿；

　　他坚信经济学基本理论需要有重大改进并矢志为之，他认为现在的经济学理论是片面和破碎的，微观均衡理论和宏观波动理论更是互相矛盾。金融理论不能解释金融危机；

　　他对他的导师普里高津说他的理想是跨越物理学和经济学的鸿沟。他的最终目标是引入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到经济学动力学的研究中去，建立经济学从微观、金融和宏观的统一动力学理论；

　　他的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物理学与文化人类学。

　　2004年8月30日，远在美国的陈平教授通过越洋电话接受了本报的采访。

　　经济观察报：您这一辈经济学家大都有相似的经历，他们经历了20年改革，在西方受了教育，您如何定位和评价你们的学术路径？

　　陈平：中国变化那么快，很难讲我的观点能否代表多数人。中心早期建立的一批人多数在文革中下乡下厂，他们的长处是对中国的问题有非常深刻的感觉，在西方上学回来后多数的积极性是参与改革，为中国的各种决策提供意见。少数对学术上很有兴趣的人也希望对中国或者世界的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真正要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批判和改造的在中心还是少数。另外，中国经济学界，包括科学界，长期以来比较偏重实际问题的解决而忽视基本问题的思考，很少有人能够超前预测行将到来的问题。我们常常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际上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基本上没多少独立自主的理论，而最近几年的诺贝尔奖都是发给批评经济学主流的学者。目前西方教科书上的主流主要是以20世纪50 到70年代发展起来的均衡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即使是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大概都是过去30年前的成就。而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例如行为心理学、实验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界知道得还很少。拿什么来结合实际呢，就只有拿前苏联的或者西方三十年前主流学派理论来结合中国的实际。所以我们要自己加强对理论的研究，而非埋头于实际工作。

　　经济观察报：您在美国作了20多年的研究后回到CCER工作了8年，能不能谈一下您在中心的研究进展和感受？

　　陈平：我在中心这最几年的时间，比全部在美国时的研究进展要快得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内改革经验的启发出思想，到国外找先进的方法来论证，土洋结合的成果出乎预料。1997年回国以前我认为在国外的研究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在国内只打算做点实际问题。但是回国对中国改革实践的观察，发现主流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是全然过时的，不但没办法解释工业化社会的规模经济，对转型经济的理解更是误导。我在参与改革的过程中，对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批评更加彻底，在美国时只限于对宏观与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批评，回国后进入到对金融与微观基本理论的质疑，最近的社会调查深入到对西方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批评。

　　经济观察报：您是理科背景的经济学者，并曾经提议设立世界级的“老子复杂科学奖”，您认为在中国设立这一奖项的意义何在？

　　陈平：建立国际水平的科学奖不是钱的问题，是眼界和标准问题。我这个建议的目的就是要在国内建立世界最高的学术评价标准。中国现在讲赶超，就是没有自己的选优汰劣的标准，总是“出口转内销”。一些在国内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调皮捣蛋的学生，在国内难以发展，在国外有成就以后再被请回来。如果中国总靠国外的成功来选国内赶超的榜样，差距就得二三十年。

　　经济观察报：您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比起美国更缺乏学术交锋的环境，您认为是什么妨碍了国内学术交锋的展开？

　　陈平：最大的因素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没有摆脱官本位思想，没有建立起好的学术气氛。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沿缺乏国际和科学的标准，只是跟着政府官员的问题走，无法超前给政府决策做参考或指导。在西方的学术会议上，你会很容易地找到在这个领域最前沿的研究在哪里，很有可能它只是一个研究生或讲师的工作。中国官方许多政策问题的提法都是通俗而不科学的。例如国企问题、三农问题，议论纷纷而少有深入研究。假如“国企”是“问题”，变成“民企”就不是“问题”了？美国每年有多少私营企业破产或重组？笼统地说“国企问题”的提法隐含的是产权万能论，否定经济问题的复杂性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忽视研究技术更新、产业结构、管理体制的具体问题。哪位西方政治家会提出“国企”或“三农”这样大而无当的问题来做施政方针？国际上家族企业、国有企业、股东分散或集中的公司都有成败的例子，农业农村发展的模式、不同生态环境和历史传统、比较优势都不一样。问题都在能否创造和保持国际竞争力。

　　另一个问题是学术界的论资排辈。常见国内的学术会议上，一些资深的经济学家常常进行散文式的泛论，后辈不敢用数据、案例和模型展开批评和争论，学术评价如何客观？当然，中国有很好的经济学家，但是往往是个人美德，没有形成普遍的科学学风。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CCER的成员基本上清一色的留美背景会不会对CCER的学术视野和立场带来局限？

　　陈平：我当然认为会有局限性。我一直建议中心引进欧洲和其他地区留学的学者，尤其要引进国内成长的学者。

　　我认为美国在科学研究上仍然占领先地位，但欧洲在社会协调发展上更有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也包括新起的亚洲和美洲国家的经验。更严重的问题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贸易冲突会上升，国际政治经济的矛盾也会上升。例如最近的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如同欧元和日元问题一样，就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国际政治问题。我反对媒体关于土鳖派和海龟派的说法，我认为学术不应当以资历或出身划圈。过去20年有一批国内培养的参与改革实践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应该把他们吸引到中心来，或者中心的成员走出去和他们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