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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彦德
进入9月，一场大辩论正在如火如荼。这场论战的挑起者是郎咸平，近年来最活跃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激烈地批评了一些大企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后，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另一方开始反击了。张维迎同样是最活跃的经济学者，他在企业家阶层内具有非同寻常的感召力。
辩论的话题涉及产权变革、国有资产流失、企业家的生存环境(部分有人身攻击之嫌)。这些话题并非每个人都了解，通过经济学家们的辩论，普通人得以一窥个中奥妙，当然也可能越听越糊涂。他们的意见不但通过媒体影响到公众，最后也可能影响到政府的决策。
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开始。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口号下，经济学成为显学，那些原本蛰伏书斋的经济学家一跃成为呼声最响的公共知识分子。遍寻当下的中国知识界，活跃的知识分子中经济学家占据了大多数。
同时，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国际关系专家、军事专家，他们的理论全都派上了用场。他们不甘落后，他们频频发言，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发起冲击。
这些经常发言的学者们深受媒体欢迎，他们撰写文章、接受访谈、表达观点。他们从不说自己是“领袖”，却时刻都在利用自身的地位、学识和影响力发表着“意见”；他们的触角几乎延伸至所有公共知识领域。他们与媒体的结合恰似干柴烈火，烧出的熊熊火焰点燃了公共思想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中国前行的脚步。
有人称他们为“大家”，有人赞誉他们为“智囊”，还有人创造出“知道分子”的新名词标新立异，而我们更倾向于称他们为“意见领袖”。
当拉扎斯菲尔德以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为案例第一次提出这个传播学范畴的概念时，“意见领袖”就被赋予了一系列原则：习性、地位、教育、信用、个性和创新。当我们将这些标准投射到21世纪的中国，试图寻找公共知识界的“意见领袖”时，才恍然发觉，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意见领袖”的包围之中，时刻受着他们的影响。
中国在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初期，中国经济学界诞生了“厉(以宁)股份”、“吴(敬琏)市场”，这样的称谓将“意见领袖”们在促进改革方面的作用表达得淋漓尽致。
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进步同时跟进。轰动一时的孙志刚事件，引起了一批有良知学者的关注，其中12位法学精英分别上书中央权力机构，提出公布案件证据、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调查等动议。公众舆论的努力和“意见领袖”的进言，促成了一部实行了21年的国家法规的废止。
“意见领袖”们几乎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人还在西方喝过洋墨水。他们以传播(或贩卖)观点和思想谋生，他们在时间的流逝中小心翼翼地修正自己的观点，却在面对公众或同僚的批评时奋起反击。
他们喜欢独树一帜，甚至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他们对“跨行业、多学科”情有独钟，只有不想说的没有不知道的；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水平也难免参差不齐，给别人提供批评的口实。
热衷于发表见解，就注定无法逃脱被同行或公众冷嘲热讽的宿命。而面对批评和质疑，“意见领袖”们往往表现出超强的抗打击能力，或反唇相讥，或我行我素。他们的存在，除了发表意见观点外，更为思想学术向公共空间拓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网络的出现又如火上浇油，在使争论的范围扩大的同时，也更加提升了“意见领袖”们的知名度。
信用的缺失，是不少“意见领袖”们的软肋。面对名利的诱惑，有人甘心沦为资本的帮凶或吹鼓手，独立和个性的准则被弃如敝屣，有些人甚至通过影响政府决策以实现一己之私。
对中国社会来说，可能在“意见领袖”们高分贝的言说声中取得进步，也可能在某个细节上被误导入歧途；对“领袖”们自己而言，广受关注的同时也许会赢得更多的尊重，但也可能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摔下马来。
我们此番对“意见领袖”的梳理，在地域上限于中国大陆—正处在的风口浪尖上的郎咸平是个例外，所以在我们的名单上没有出现张五常、李敖等大师级的“意见领袖”，更没有出现克鲁格曼和蒙代尔们的身影。
身处内地，对中国的问题感触必定更直接。无论对错，这些“领袖”们的声音都值得我们悉心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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