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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因为论政而受到过批评，但毛寿龙和杜钢建两位学者仍然保持着独立的批评姿态
实习记者 马昌博
作为一个研究公共事务的学者，毛寿龙确实很“公共”：在他的个人网站上，有几十个链接，从本人的学术著作到浙江武岭中学1983年高二(1)班的校友录，无所不包。他不但留下了自己的电子邮件，还公布了个人的QQ号和MSN。
他的评论范围跨度极大，从赵忠祥打官司、赵薇打人到仇和的改革和马富才的辞职，从赌球与足彩的区别到西方政府治道的变迁，有点无所不包的味道。
毛寿龙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与他的“一专多能”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国家行政学院的杜钢建教授，去年他着重谈论的话题有SARS引发的危机管理机制、淮河大水衍生出的救灾体制等，今年他的兴趣点转移到食品安全和跨国区域经济发展上。他还对汕头的人力三轮车听证会和江西井冈山市搞的强制公务员购房保持着高度关注。
二人在时政记者圈里的名望不小，“出镜率”颇高。因为露脸过于频繁，某新闻杂志甚至要求，一个月内不许再采访二人。
从书斋里的研究者到意见领袖的转变，毛寿龙1999年才开始尝试。“搞学术和现实距离有些远，我想接触实际的问题看看自己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他寄望于通过公共舆论来检验自己观点的真伪，完成从学术智慧到实践智慧的过渡。之所以乐于接受采访，他的解释是：“媒体需要专家的声音，专家也需要媒体的平台。”
在频频发言的同时，毛寿龙也付出了“代价”：他曾被人讥笑为“高产作者”、“蒙几个钱花”。
“不要看这个人是不是说了许多，而要看这个人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如果他说的有道理应该鼓励他多说。说我什么都能谈，这个是要具体分析的，具体到每一个观点，分析对错。”毛寿龙这样回应批评，“人们总期望出现大家，但又不让学者经常说话。”
杜钢建则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改革进程，用他自己的话就是“经常站在改革话题的风口浪尖上”。
对于别人批评他谈论的话题过于宽泛，杜钢建一样表示不接受：“我说的都是我讲课讲过的，比如说危机管理，谁也不知道我是在党校系统第一个开课讲危机管理的；比如说食品安全，我现在是国家食品监管局食品安全法课题组的负责人；比如我谈救灾，我是救灾法起草小组的组长。我不是什么都讲。”
有时杜钢建一天会接到几十个记者的电话，“感觉很累”，有一段时间他家里人不爱接电话。最初因为他的一些学生在媒体里工作，就一些问题采访他，后来越来越多的记者找他，“我是莫名其妙被推到这个地步的”。他对此满腹抱怨：“不理吧觉得你们也不容易，理你们吧我也很累。有些记者总是加上自己的构想，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杜钢建不认为自己是个意见领袖，他对意见领袖的理解是，要拥有一套超前的思想体系，还要把自己的思想体系推出来。“我觉得咱们这个社会不可能产生意见领袖，因为我们的开放还没有到一定程度，媒体和学者都没有一定的独立性。”
毛杜二人都因为评论政治而受到过一些批评，但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保持了评论者的姿态。
杜钢建说他很想退出来，以后不再接受采访了，但又欲罢不能。“我们这一代人骨子里就有那种责任的东西，不想有这种责任感但是摆脱不了。另外我从事的专业恰恰是公共关注的热点，它是属于显学的关系，我要是研究历史那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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