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于6月19日-20日在青岛召开。上图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师巴曙松。(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5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于6月19日-20日在青岛召开。上图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师巴曙松[微博]。

　　巴曙松：谢谢主持人，我们这一节的主题涉及到两个内容，一个是资产财富的管理，一个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或者叫跨境的管理。所以我把它结合起来谈，一个跨境的财富管理，能够给我们的经济金融体系带来哪个方面的影响，我想提供一个角度。

　　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一个金融机构，都有它的资产负债表，国家也是一样。你看不同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有很多非常有趣的特点，实际背后直接和间接的与资产管理行业相关。首先我们看美国，美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在去年，它有海外的净负债是4.5万亿美元，但是你看整个国家资产负债表，产生的正的海外的投资净收益大概22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用他非常发达的一个资产管理和投资金融市场，低成本从国际市场介入了资金，而重新对外投资产生的收益足够覆盖这个成本还产生每年2200多亿美元的正收益，这是一个案例。

　　还有第二个，日本，我们看到日本有比较大量的海外净资产，正的净资产3万多亿美元。产生的收益是正的，但是比美国这样一个有4.5万亿净负债产生的收益还要少。

　　第三个对比，让我们觉得对比很强烈的，就是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去年你看到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上，海外资产是正的两万亿，大概1.8万亿美元。但是净收益是负的，也就是说在海外净资产这一方，我们对外投资的时候，你看它的结构，过分的集中在国家手里，过分地表现为外汇储备的投资，而这基本上投资在一些低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的资产，收益是比较低的。

　　而在我们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时候，基本上强调直接投资，这些优惠的招商引资，所付出的成本是相对高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结果产生了负的净收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们的资产管理，同时从资产方和投资方都可以做工作，在资产方，应该通过发展资产管理的市场提供多样化的产品，让居民、让专业的机构投资者有这种驱动力去购买外汇进行海外投资。

　　我们假想一下，就是1.8万亿或者接近2万亿的海外净资产，收益率上升一到两个百分点，至少实现国家资产负债表从负收益变成正收益。如果我们的企业，金融机构在运用海外的投资工具更熟练一点，发债、各种金融产品，上市融资，而不是原来招商引资这种高成本模式，我们在负债方的成本在降一两个点，整个国家资产负债表会是正的。

　　所以财富管理能够在当下直接推动优化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我觉得应该提高到这么一个高度来，青岛召开这么一个财富论坛，如果在跨境方面有所新的突破，来鼓励藏富于民和外汇投资的多元化，从宏观层面，有助于优化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第二个观点，你看人民币国际化，在一段时间内总需要实际的驱动力，你把海外人民币的保有量、持有量的波动来看，研究它的直接驱动力，你可以看到比如在香港市场，人民币持有量的波动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相关性非常强，或者说在前一阶段，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事实上成为驱动海外机构持有人民币很重要的作用，在初期阶段这无可厚非，但是随着人民币逐步进入到一个均衡的汇率空间，我们要为人民币国际化找到一个新的金融领域的驱动力。

　　这个驱动力不单单只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了，重点也应该转向提供多样化的、覆盖多种风险收益偏好的金融产品，这是关键。而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沪港通的开立，建立了一个具有广泛的拓展空间的一个跨境财富管理的政策框架。因此，今天沪港通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内地和香港基本上以最小的制度成本，实现了跨境的投资，在中国内地这一部分，我们的监管制度、市场运转、市场交易、资金清算，都没有做大的调整，还是原来的大家习以为常的方式。在海外，国际投资者遵循的也是海外原来一直习惯的方式，在尊重各自交易原则、交易制度不做大的调整的情况下，沪港通实现投资交易的国际化。

　　比如说来自英国的投资者，或者来自德国的投资者，他在家里通过经纪商下一个单，感觉不到这个单下到港交所的交易系统，港交所每天撮合之后，及时把交易单送到上交所[微博]。而我们青岛的一个投资者坐在家里，通过齐鲁证券或者哪个证券公司的系统下一个单，进行了撮合。其实双方的交易习惯没有做多大的调整，而是原来习惯的交易制度，同时资金流向也是高度可控的。你买了股票，海外的资金买完了卖出去，只能原路返回，所以资金流向是可跟踪、可追溯的。所以就建立在不改变原有大的监管框架，监管规则的情况下，实现国际化的一个政策框架，而且具有可拓展性。

　　既然在香港和上海的股票可以连通，接下来深圳的为什么不可以呢？既然股票可以连通，为什么债券不可以呢？债券可以连通，为什么商品不可以呢？现货可以连通，为什么衍生品不可以呢？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海外的需求撮合到反映到比如说中金所[微博]，大商所的交易平台里，这样你一个多元化的交易结构，多元化的投资结构、稀缺结构，你形成的价格才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这才是争夺商品定价权的真实内涵。如果你关起门来，一会儿同样稀缺，一会儿同样富余，这个会导致你的价格信号失真，多样化的不同的风险偏好、不同判断投资者形成的价格更有代表性。所以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驱动力，从升值预期转向多元化的金融产品驱动，而沪港通建立了一个具有广泛的拓展空间的跨境财富管理的政策框架。

　　目前为止，中国的投资者要跨境投资最多的还是香港，所以你回顾一下香港市场的历史非常有意思，在过去这么多年，香港市场其实发挥了一个什么媒介作用呢？就是中国的企业需要用钱，海外的资本在香港市场流过来，中国的企业出来在香港市场筹资，所以在这个时期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国内的发行人企业，一个是海外的资本，这个在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几年，基本上是中国的企业不断的遵循国际资本的一些规则，去改制、去调整，所以经常看到一个三十来岁，二十多岁的一个小伙子，对我们国内的大型央企的董事会可以指手划脚，这个资金剥离了，这个矿山装进去，基本是这样一个单项功能，为国内企业匹配国际资本。

　　所以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中国的资产有跨境配置的这种需求战胜了，如果不想倒时差，要到纽约12个小时，要想到欧洲还要16个小时，为什么香港能玩呢？互相双方都能开市。现在产生两个新的主体，一个是国内的投资者，一个是海外的金融产品提供者。所以未来我觉得香港市场主要发展动力来自于这里，你怎么样准确的识别中国的这些不同的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然后把你的产品放到香港市场，供我们的投资者去选择、去投资。所以，到目前来看，这本身也是一个中国的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收益偏好，投资习惯，逐步被海外市场理解、接受的一个过程，就好像淡水、咸水互相交汇的过程。

　　在香港市场上，我经常也拜访一些公募、私募的投资者，我说如果开放，你们在香港买什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比如说买国内买不着的。国内很多行业，很多公司，没有这个方面的上市公司，在海外市场有，去买这些稀缺的产品。第二，买有估值差异的，同样的公司，这边贵，这边便宜，你同时买，当然我买更便宜的。第三个，就是买这些更适用我的量身订做设计的产品，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今天来的国内外的机构投资者，设计出这个产品来，能正好恰恰符合中国的这一部分投资者，它的风险收益偏好，而目前我觉得有相当多的海外投资者还停留在简单的把中国的投资者需求简化为“中国大妈”，然后说这个就是跟风、炒作。我跟他们做解释，我说不是的，一个投资者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幅波动的市场，他们生存十年、二十年，已经是世界一流的投资家了。所以不存在一个贬低它或抬高它，而是冷静分析他的风险偏好、投资习惯，设计出有针对性的产品，这才是你金融专业发挥作用的空间所在。

　　危机之后，全球各国经济发展巨大的一个差异就是非常大分化，典型的处于去杠杆的不同阶段。所以这个时候进行全球化布局，给我们的企业很多元化的选择机会。很从容地在希腊的波动的时候，可以挑欧洲好的资产，你也可以在比较低的成本，融资成本很低，可以先发债筹资。这个时候正好是利用全球化周期的分化，经济发展程度分化，去杠杆化分化的时期，进行全球化布局，应该说是有很多的机会和时间窗口的。

　　如果做历史的类比，不少同志讨论认为可能在2015年中国金融发展上类比制造业在1992年，那是大量的国际资本在资本逐步开放之后，进入中国市场，跟中国强大的劳动力结合，形成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所以现在我们可能也处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这么一个类似的起点上。今天早上，我碰到洪磊会长，问他现在有多少家私募基金注册了，因为我以前做过中国证监会[微博]基金评审委员，基金公司成立、发产品我们去投票，大概郭省长当主席的时候，大概七八十家，六七十家。当时我记得跟洪磊主任说，前面再加一个1，才会有竞争，洪磊说加1还不够，后面要加一个0或两个0，今天早晨他告诉我有1.3万家，而且每个月四千家在增长。所以大量领域涌入，像1992年孕育优秀的制造业企业一样，会孕育出优秀的中国企业家家和金融企业。是这么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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