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金：

　　我来回答一下影响力的问题。智囊机构也在不断地处理这个问题，作为智囊机构的目标是影响政府的政策，提高辩论的质量，这些目标是非常难以衡量的，因此对于自己有多大影响很难衡量。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智囊机构在美国有一种倾向，对他们的产出进行衡量，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有多少人引用，他出版了多少书，但是我们实际上最关注的是你如何改变或者影响政府的政策，这是很难跟踪的，但问题是智囊机构应该怎么做。

　　我举两个例子，我们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外交杂志上，这个杂志是分析了遏制的政策，美国50年来一直采用遏制的政策对待苏联。政府的遏制政策采用外交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影响就非常大。最近的一个例子，有一个智囊机构叫美国企业研究所AEM，他们有一个小组进行了研究，研究小组的组长想到一个想法，在2006年的时候稳定伊拉克的局势，他提出一项建议，短期内向伊拉克大量增兵，这是一个智囊机构提出的意见，实际上布什也听了他的意见，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也使得伊拉克的局势有所稳定，所以这个建议的影响就比较大。

　　有一个先生刚才问到质量的问题，我要补充一下，对于美国智囊机构来说，那里的研究人员都是高端的，我们在雇佣这些研究员的时候，我们的标准非常严格，与其它研究机构进行竞争，这些智囊机构总是在寻找最优秀的人员，一旦有了这样的人员，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机制来审查他们的作品，通常情况下会有一个委员会专门审查某一个领域的内容。

　　另外，智囊机构面临一个挑战，刚才我们提到，但是我想在这里提一下，因特网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通过因特网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但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因为网上有很多信息，尤其是博客，博客上面的文章很多，但是学术水平不一定很高，因此在网上交流的时候应当非常小心，保证在因特网上发布的博客能够达到高质量的水平，这个领域是非常高的挑战。

　　另外刚才提到的，我们要反映政府的需要，我们所研究的领域一直是政府感兴趣的问题，我们的成员也参与制定日程，尤其是我所在的委员会，我们也听取会员的意见。一年半以前，当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我就听到很多华盛顿议员的讨论，在中国也有各方面科研机构有很多交流，我们在纽约也专门从布什政府退休的人员当中邀请了一名加入我们专门面向亚洲做研究的工作。这是我简单的回答。

　　傅瑞伟：

　　我尽快回答这几个问题。

　　第一，哪三个解决了改变了人类社会？首先要看从哪个方面评判，评判的标准要确定。但确实有一些智库的建议或者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五十年我不敢说，因为五十年跨度太长，我要做一番调研才知道。比方像布什政府在华盛顿有很多智库或者智囊团，他们主要是做一些外交政策研究的，还有一些是专门做科研、科学技术相关的，还有一些是非科研技术方面的，所以各个智库有不同的分工，我们要甄选出哪三个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确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当然对于美国政府左和右之间的摇摆或者政策方面的评判，往往也要听取智库的一些意见，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智库研究的时候可能比较的理论化，在政策的决策者使用智库建议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调整，但是确实有一些方面，比方清洁能源等等方面是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社会。

　　每次智库有一些好的主意、点子希望能通过一些有效的营销手段，能让政府接受，有的时候我认为我自己很容易被人家问到，你写了多少篇文章，在GOOGLE上面搜索看看有多少人引用了你的观点，实际上我觉得不能从这方面来看，有很多人引用了我们的观点，包括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引用我们的观点是一种方式，表明他们对我们的观点感兴趣，或者我们的观点能够被他们所接受，但是最关键的是先做好自己的研究，然后通过一些营销的手段、方式让别人更关注智库的研究，这很重要。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危机事件，还有一些时效性比较强的事件，所以有的时候短期之内我们要尽量地做一些研究的工作，比方说华盛顿如果有突发性事件，很多智库都在寻求方法，华盛顿政府官员在采纳意见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智库提供意见，他就会做比较。

　　关于如何让中国政府接受智库的建议，坦率地说中国政府非常看中智库的贡献，而且可以看到智库对于中国政府形成政策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像这次峰会就能看得出来，政府领导也是给予非常高度的重视，当然有的时候会希望政府不光扩大智库对决策的影响。

　　达杜什：

　　我的同事可以补充我，比如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其实我认为这三个也算是智库了，因为他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于整个世界起到了深远的改变，说到政府所采纳的智库，其实是有很多的。比方说智库就世界经济危机、G20峰会，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的时候，或者在讨论未来改革议题的时候都充分采纳了智库的意见，还有SDR特别提款权的提出，包括特别提款权当中占的货币的比重，这些都由学术界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智库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然后由政府进行采纳。除了学术界，包括智库在与政府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同时还应该要招纳不同的人来贡献不同的观点，这样能扩大智库观点的多元化。因为智库都是一些专业的人士，而且都是贤人、达人，智库的作用就是碰撞出思想火花，贡献出一些有用的信息。

　　对于智库而言，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刚才南非那位女士提出言论自由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与政府进行对话，与政策相关的一些对话的时候，有一些政府可能不太能够接受一些不同的声音，这是现实，所以智库应该要面对这些现实，尤其像今天讨论了整个世界思想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自由，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地区没有做到完全的思想和言论的交流自由，但是对于外部的观点个，实际上是改变这种现状很重要的方式，比方说在非洲的某些国家，如果说不通过智库的一些工作，那就很难改变这种现状，所以像卡耐基基金会做了一系列这样的工作。我们大概十到十五年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心，在那里有许多工作人员做了工作，包括腐败问题、社会问题等等，对当时的莫斯科做了一些工作。所以许多国家，英明的国家领导人越来越看中智库的工作，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米勒-怀特：

　　首先不同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可能对于智库有不同的看法，各个国家智库一些组成方式、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方式也都不完全一样，像卡耐基、外交学会、布鲁金斯基金会，这些是全球很知名的几大智库，其实智库里面的成员有许多特别高端的人士，与政府官员有很密切的交流，有的时候不能从正面的角度说服，可以私底下以私人的方式进行沟通也是很好的。

　　桑顿：

　　今天我们简单回答了各位问题，今天时间到了，这次分论坛非常成功，谢谢所有的发言嘉宾。在结束之前，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副理事长上台。

　　郑新立：

　　现在我用中文宣读这次全球智库峰会由郑新立、桑顿先生、乌赞先生三个人发起全球智库峰会的倡议，我们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全球智库峰会”，跟着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精神，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智库交流与合作参会者以个人名义提出如下倡议：

　　为了降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早日实现复苏，我们提议智库应当发挥积极作用，为决策机构提供科学及公正的公共政策分析及建议，为公众提供科学及易懂的政策分析与信息，并提供客观的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及新政策效果预演。

　　我们提议，智库应针对影响全球经济与金融的重大问题开展跨国界的，为促进人类共同及长远利益为宗旨的战略研究，提供更多切实有效地全球危机预防及解决方案。

　　我们提议，为提升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智库应当在促进各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引导对经济形势的合理公共预期等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我们提议，全球智库之间应展开更有效地交流与合作，通过项目合作、人员信息交流、研讨会逐步建立起全球智库之间更紧密的跨国合作机制。

　　我们希望，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安全问题、健康问题、气候变化及极端贫困等挑战的过程中，全球智库之间的合作可以带动人类为追求共同利益的合作行动，为实现明天为更好的人类目标做出贡献。

　　倡议发起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法人代表郑新立。

　　桑顿：

　　感谢各位，我代表今天所有的智库，不光是中国的智库，也代表全球的智库，要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此次全国智库峰会。刚才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以前举办过这样的峰会？至少我知道的，中国是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峰会，而且在美国也算是特别大规模的峰会，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以前没有过这样的峰会呢，不管怎么说，我希望大家过得愉快，也预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取得巨大的成功，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

    新浪声明：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