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我是国际交流中心的，也是开发银行的，我听了各位专家的介绍，特别是桑顿主席今天和昨天都强调的，智库的核心是三条：一是质量，二是独立，三是影响力。独立的事情，几位都介绍了，特别是凯·金女士对于独立性讲得很清晰，影响力多种方面也比较清晰。我想请各位智库专家、领导再简单谈一谈如何保证研究的质量，包括人员的队伍，内部组织队伍的方式，比如说内部的一些机构设置是按题目分类、地区分类还是按照什么分类组织？比如一些公共基础，比如信息自量的收集，是不是有专门的部门等等内部组织的问题？再一个基本的研究方式，包括我认为一些重大的可能是独立研究的，这样的题目是否多？还有一些很急，也许可以像今天很快地开一个会，集合大家的意见，就可以有一个关于此问题的综述，这是比较简单的。另一类可以听到、收集到其他人的意见转承、传递，这几种方式的运用，在你们那里的状况如何？另外很多重大的问题，比如刚才问到全世界的货币体系问题，很简明是说不清楚的，一定要有很深入的报告来作为基础，就是成果的形式。

　　桑顿：

　　我是来自国资委的刘艳宁，我们讲文明的最高境界是理性，智库是文明理性的一个形式，我是这么讲的，我们在这几天的全球智库峰会一直在讨论重大的经济问题，它的前期是在横向空间领域的全球化，但实际上还没有谁能够从纵向时间序列进行讨论全球化的可持续问题，因为我今天上午在第二个论坛里面讲到现代正义观，所有在场的同时代的人们之间都是互利的正义，而跟几千代、几百代之后的后代们，他们现在不可能活着跟我们现在争权利，所以我们现在跟他们才是真正的公平的正义，我们现在全球有65亿人口，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在用着三百多年工业经济的时间，来消耗着地球上积存了几十亿万年的能源和资源，所以我们和他们的时间是不公平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建议，在今后全球智库，一些其它国家智库主题里面能不能提一下，关于从时间纵向序列谈全球化的重大可持续问题。

　　提问：

　　我和今天参加会议的各位都不一样，我是来自于中国天津的一个很小的企业，而且经营了15年。我想问一个问题，既然现在人类遇到那么大的问题，为什么不想一想把商业竞争的基本原理变成商业合作的基本原理？谢谢。

　　提问：

　　谢谢主席，我没有问题，只是做一个评论，因为没有人从发展中国家谈这个问题，我来自印度谈一下，印度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智库在印度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有好几个智库，有一系列的智库在德里，我也属于一个智库，但是我们没有财政问题，我们非常荣幸，我们与政府的官员比较接近，但是其它一些智库大多数工作都受到资金来源的影响，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资助的项目尽管相同，但结果不一样，同样的研究，不同的资金来源就有不同的结果。我来自的智库机构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我们比较有影响。不仅如此，我们还有一个基金会，还有不同类型的智囊机构，我们基于印度的情况进行研究，然后向政府提供有关的政策建议，印度的智囊机构与外国的智囊机构合作非常多，但是在亚洲，智囊机构之间的合作还不多，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说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需要找到相似的解决方法，因此我认为美国智囊机构提出的解决方法也许没有印度提出的方法更为有效，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CCIEE建立这样一个机构非常重要，在过去13年我一直与中国进行合作，我希望中国的智囊机构能够更加独立，但是我看到CCIEE有不同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它使得中国智囊机构更加独立，我希望CCIEE能够更多的与邻国的智囊机构进行合作，与其它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包括印度智囊机构进行合作，这对我们来说更加有益。

　　桑顿：

　　我下面请各位专家来回答。汤敏，能不能就刚才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任何问题都可以。

　　汤敏：

　　问题太多了，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很多问题都是提给你们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新手，我们是一个新的智库，我来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它是一个所谓的智库，我们有十年的发展历史，我们现在确实面临很多问题，正如你们刚才所提出的那样，同时也面临很多与其它智囊机构面临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另外中国和印度相比，也许中国智库的传统还不是很强，大多数的智库都是隶属于政府的机构，而不是独立的机构，所以他们的声音也不独立，但是我们的基金会在努力制定出一些模板、一些模式，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大学、学者，我们的智库与大学、学者有什么不同，我们都在进行研究。我们可以与大学进行合作，作为一个学者，他们必须要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他们这种研究可能和智库研究不一样，我们智库的研究一般是一种建议性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很难在学术刊物上出版，因为我们毕竟是学术研究，但不管怎么样，大学里有很多知名学者愿意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找到愿意参加我们工作的人，尤其需要找到足够的资金，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智库的研究和大学研究可以分开，但是大学和智库之间可以进行合作，教授可以部分的参加智库的研究，共同开展项目，关于研究的质量是很难界定的，所以很难说怎么样保持研究的质量。

　　作为一个智囊机构，对于我们来说，第一，如果政府、民间机构以及公众接受，我们研究的质量就高，有时候也很难控制，因为与大学不同，大学有推荐人，有杂志，他们的质量可以相对较好地控制，而智囊机构的研究机构差别很大，有时候很难控制，也许智囊机构可以像学术刊物一样，像大学一样建立共同质量控制机制和保荐人机制，我们不知道如何做，但是我们确实现在缺乏这一环来控制智囊机构出版物，紧紧依靠政府和私人机构是否接受作为衡量的标准，这可能是误导人的。也许我们提供的建议是错的，但是政府接受了，这时候可能有很大灾难性的后果。

　　天津一位企业家提出的问题，她来自中小企业，她说为什么不把商业竞争的模式变为商业之间相互合作的模式？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两天以前，尤努斯教授提到我们应当建立所谓的社会企业，现在的金融机构只支持那些商业机构，利益最大化的机构，但实际上有很多的企业是介于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之间的企业，我们的金融体制应当来支持具有社会性质的企业，我确实认同她的观点。我们需要创新，我们实际上也在努力研究，或者在思考是不是专门建立一个股票市场用于社会投资，但是如何做，还需要时间。目前大多数商业机构仍然是以追求利润为最大的目标，他们也需要逐渐承担社会责任，这个领域也是智囊机构可以研究的，因为我们独立于企业，比较中立，我们应当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发挥创造力，也许我们智囊机构可以进行合作，建立一种新的企业环境，谢谢。

　　内维斯：

　　我讲三点：

　　第一点，质量，我完全同意，我们应当采用外包的方法进行研究，我们主要的书在出版的时候，这些出版机构是非常严格的，一些出版机构可能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查，这种审查的外包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质量。关于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有很多新的公司，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名字。在非洲已经有一些项目在使用尤努斯的观念，在这个领域我们也希望进行合作。在巴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把小公司排斥在市场之外。

　　第二点，大学研究机构，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让大学参与进来，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是和大学有关系的，比如说如果你隶属于大学，你要进行一些中立的研究，那里的环境非常有利于你进行思考，你有非常大的自由。我曾经给一个公司工作，完全没有自由，所以我后来到了大学。

　　第三点，我在教课的时候把学生当作种子，所有的学生都是种子，老师给他们浇水、施肥，这些种子就会生根、发芽，在学校工作对于我们的思想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学生，使他们加入我们的工作。

    新浪声明：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